中国该如何回应美国的打压?

2020-11-19 10:54:56 领导文萃 2020年21期

郑永年

应对美国挑战宜多强调“同”

当前中美关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有升温态势。

意识形态是认同政治的一部分。认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诸多世俗的价值观宗教化了。如果对中美的社交舆论稍加关注,不难发现认同政治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令中美舆论场上不时出现妖魔化对方的声音。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尤其“贡献良多”。

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权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是美国攻击的那样吗?美国的体制是我们想象的民主吗?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吗?都不是。历史是开放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体。疫情以来的事实更是表明,什么政体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促使各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因此,面對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中国应当也可以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进入邓小平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可能,这段时期,中国十分重视“求同存异”理念。因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场成为可能。中国由此加入世贸组织,取得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

除了在实际利益方面,中美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权,尽管双方因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理解上有差异,但都是重视的,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多强调“同”的一面,“异”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但现状是,“异”的一面在互动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视。

中国并不想成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世界的多极化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都有条件成为多元世界中的一极,这不会完全以我们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历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国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精神在当下仍有指导意义,冷战史蕴藏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中美之争取决于国内治理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一些外交问题的解决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已经无须担心别国威胁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都在于各国内部。所谓内忧外患,内忧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过内忧放大危害,如果没有内忧,外患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少,反之亦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和获益者,特朗普却借民粹主义上台,并在执政后屡屡破坏原先由美国领头打造的全球治理体系,给自身和全世界频频制造麻烦,徒耗自身的软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独步天下,但贫富分化日甚,社会不公加剧,才导致今日的虚弱。美国的确从全球化获取了巨量财富,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萎缩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对国家来说,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产业外移,税收减少公共福利不振。对民众来说,就业机会不断流失,竞争日益残酷,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由此导致的恶果在疫情期间非常明显。一方面,掌握诸多尖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美国防疫物资短缺,不得不从别国手里强行抢购,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崛起撕裂了社会,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导致美国抗疫表现一团糟。

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主体,就会像美国那样政府缺位、两党互掐,连最紧迫的抗疫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但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如果发展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自然会收获更多认可,美国炒作的不少问题也转化不成内部的挑战。为此,中国在硬基建之外,必须更加重视“软基建”。

学习亚洲智慧搞好“软基建”

“软基建”的关键就是要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必由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上学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亿多人实现了脱贫,成就斐然。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很脆弱,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红利逐渐耗尽。许多地区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已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把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软基建”的目标就是以社会改革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让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软基建”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是社会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带入中产阶层,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方向不会轻易失衡。

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他们吸取了美欧近代史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产阶层。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软基建”的另一重意义是激励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我们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依附型增长。华为是我们最好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将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必须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扩大开放的决心,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智慧和理性的体现。但在新常态下,中国要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更加重视对大湾区、长三角、海南岛等开放型经济区的打造。如果没有几块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是不利于实现经济转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西方在经济平台与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疫情后,这些生产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观上更加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战略定力,通过改革开放充实自己的“内功”。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