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彭走了

2020-09-28 07:10:07 读者 2020年19期

樊锦诗 顾春芳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生女生之间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儿,爬到“鬼见愁”,我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儿就晕得不得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地告诉我,说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在北大的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事。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我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的。在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竟是19年。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和老彭真正聚在一起是在1986年。老彭也调入敦煌研究院,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兰州,后来到了敦煌。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在武汉大学从事的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40多年以来想搞清楚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老彭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老彭年过半百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老彭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他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他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他和我又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没等享受天伦之乐,他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查出来了,我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往北京、上海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一位专家。后来,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也很好,后来没有复发。

他出院后在上海的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给他加强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40多公斤,慢慢营养跟上了,他的体重到了60多公斤。2009年的春末夏初,我们俩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你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10年时间里,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去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

1965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的家务。其实,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活都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做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控制火候。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

2017年年初,他第二次生病,这次的病来得突然,来势凶猛,发展迅速。

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的医院检查,确诊老彭患的是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胰腺癌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但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不问他得的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整整6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往来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遭此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

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我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而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死亡。

这样,我也慢慢地平静下来,面对现实,告诉自己要多陪陪他,在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他说给我也发。

他很愿意跟人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

医院食堂每周星期三供应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星期三,你们早点儿去买饺子。”他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想完全不痛苦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攙着他走路时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他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充满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他刚住院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还偶尔到外地出差,都是速去速回。最后将近一个月,我和两个儿子,外加一个照顾老彭的小伙子,4个人轮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药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因为夜里难受来回折腾,第二天我还听到他给老大道歉:“昨天晚上对不起。”我说:“你说这个是多余的话,他是你儿子呀,护理你是应该的。”但是,老彭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我轻轻地摸摸他的额头,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我搂过来吻了一下。他走的那天早上,五六点钟医院就打来电话,说老彭的心率、血压都在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就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泪了。听说人在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10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办得越简单越好。我向研究院报告了情况,叫院里不要发讣告。老彭是2017年7月29日走的,我们31日就办了告别仪式。我没有发言,两个孩子也不让我发言,他们就代表家属发言。我想把“老彭”带回敦煌宕泉河边。两个儿子说:“你带走了我们看不见,所以骨灰暂时存放在上海。”清明、立冬,还有一些节日,他们都会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一点儿饼干、鸡蛋、燕麦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打一次饭就够吃中午、晚上两顿,晚上有时候也熬点小米粥、煮点挂面,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

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每次出门,我都想着要轻点儿关门,老彭身体不好,别影响他休息。我把一张他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边。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望 舒摘自译林出版社《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