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龙井布依村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摘  要: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类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变迁现象也随处可见,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的龙井村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布依族村寨,其民族文化体系主要体现在以“布摩”为核心人物的各种仪式文化中,现如今,龙井村现存“布摩”人数较少,传统布依族民族文化体系逐渐瓦解,不断融入了部分其他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这样一个文化变迁过程发生的原因,不仅是民族学研究的范畴,同样也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对村内“布摩”的访谈内容,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龙井村民族文化体系发生文化变迁的原因。

关键词:民间信仰;变迁;龙井布依村;贵州省

作者简介:赵芝梅,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2

龙井村是青岩古镇接下来重点开发的民族文化旅游村寨,其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体系,都符合民族村寨旅游文化发展的要求,龙井村的民族文化体系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迁,龙井村的自然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依赖自然环境而存在部分民族文化也就发生了变迁。

一、龙井村土地神文化

龙井布依族村有大院、上院、中院、屯脚院共四院,土地廟建设神格不高,是本民族的信仰,造型简单,建于村寨寨脚,以两块奇特石头放在里面,当作“寨神和地神”,即可成为土地庙。按照龙井布依族的习俗,每年正月、六月、九月(春节、三月三、六月六、九月种秧)都要祭祀土地神。龙井布依族村在大年三十下午要吃晚饭前,每家每户拿一对烛、三炷香、三张钱纸到土地庙接祖宗回家过年,顺便喊没有家没有后代的到自己家过年,在家门口供她们。因为大年三十是不准在别人家吃饭,所以没有家没有后代的门口外过年了。如今的龙井村土地神崇拜已经简化了许多,四个院在需要对土地神祭祀的时候,村民们在祭祖之前,需要把贡品带到各自院的土地庙门口,依次将自己家所做的贡品、纸钱、一对蜡烛和一对香摆放整齐,值得一提的是,龙井村的土地神是居于祖先之上的,土地神意为一个院的总领导,不论是阴间还是阳间,都管理着整个院落。

土地神崇拜的文化变迁现象的具体体现如下图所示:

二、水井文化(龙井文化)

龙井位于龙井村的上院,龙井布依族对水井崇拜有两种方式:一是正月初一全村人自觉不到水井里挑水和洗菜洗衣服,让水井休息一天。初二以后需要到水井挑水的,要拿一对烛、三炷香、三张钱纸到水井旁祭祀,请龙王爷保佑水井不干,称为祭水神。二是坐月子的妇女洗衣服必须在50米外,以免触犯龙王爷,造成水井干枯。

龙井文化是龙井村民间信仰体系中保留较为完整的一部分,龙井的保护被写入了龙井村村规民约,古井修缮维护也被纳入2011年贵阳市委、市政府为民办的“十件小事”,由贵阳市文化局具体实施。龙井村传统文化在一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布依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

三、传统阴阳文化

在布依族中,扮演着阴阳沟通媒介的人被叫做“张胜(布依语音译)”或者“布芮(布依语音译)”,但是在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这两个称呼逐渐被“先生”这一汉族通用的叫法所代替。龙井村现存的风水先生[1]有四个,其中受访者罗万维[2]是村里较有影响力的先生代表,在村里实地走访过程中,我们得知村里的风水先生多分布在屯角院(也称凳脚院),以罗万维为主要代表的风水先生多数师从其家中长辈,在龙井村的日常生活中,先生的职能转变过程较为明显。

(一)“挂红”

在龙井村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人家都会在自家房屋大门上悬挂一块红布,并且在红布中间挂上一面明镜,据罗万维所说,这在当地叫做“挂红”, “挂红”的目的就在于阻拦家宅以外的不安宁因素进入房屋之内,以此来保佑家中人畜平安,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需要“挂红”。

一是在主人家打算另找地方兴建圈养家畜的地方时,会请先生到家中进行安抚,意在“改畜”,先生会在主人家用布依语念祖传的咒语,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簸箕(当地人叫sai子),另一只手抓住一把生米,先生在念完咒语的同时将米洒到簸箕里,然后接过主人家准备的公鸡,将其一刀杀掉,部分鸡血涂抹在镜子上,就可以将镜子悬挂在红布中间了。在这个仪式中,镜子必须要足够“亮”,因为这个仪式的目的在于借用明镜的光亮挡住“脏东西”。

二是家中小孩身体抱恙,一般出现在家里人带小孩出门后不久,回来就一直啼哭不止,据民间传说是因为小孩的魂魄较轻,在外出的过程中一不小心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妖魔鬼怪等),就会轻易地被其沾染上,勾走部分魂魄,身体不适,这时候就需要请先生到家中进行“挂红”仪式阻拦“脏东西”继续纠缠不清。

(二)《摩经》

龙井村现存的《摩经》文学典籍,共21部,其中多数为手抄版,大部分都是从龙井村布依先民手中流传下来的,但是也不乏从其他地区引入的《摩经》,而“布摩”与“先生”职业的逐渐统一,也是龙井村民间信仰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体现。罗万维先生也提到了,在最初,先生念诵《摩经》时,会身穿特制的长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也在逐渐发展,现在举行这一仪式时,风水先生并不需要单独穿戴特殊的服饰,只着寻常打扮即可。

龙井村《摩经》的传承主要靠“老班长”的口头传授,一般只有在正月才能教授,因为龙井村生计方式的原因,除了正月的其他月份都属于农忙时节,在以往的传授过程中,并不限制性别和年龄,只要你感兴趣,就可以到“老班长”家听讲,罗万维先生在提及此事时,还解释说,在布依族的传统中,女性对于这些知识的把握其实是有天赋在其中的,很多女性在学习《摩经》时领悟能力较强,但是为了克制女性的这一天赋,布依族的传统的寨老就偷偷在布依族女性的衣服胸口处绣上一朵花,压制住女性天生的学习能力。

龙井村的《摩经》主要是用在葬礼上,家中有老人过世时,先生根据死者生平的事迹来选择不同的《摩经》向阴间进行汇报,主要内容包括死者在阳间的所作所为,以及死者在阳间的职业和所有物,以便阴间领导对死者在阴间生活时要配备的财产进行划分,正所谓“阴有阴畜,阳有杨畜”。如果死者在生前一无所有,死者所在的家庭内部成员必须聚集在一起,将自家的财产摆在桌子上,请风水先生按照《摩经》中所规定的份额进行分配,以确保死者在阴间不会挨饿受冻。

(三)八字

龙井村“阴阳八字”文化主要体现在择日、取名、阴宅阳宅风水以及人与人八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例如通过小孩出生时的生辰八字来给小孩子取名字这一现象来说,风水先生推算出小孩的五行命理,并将小孩五行中所缺的部分以加入名字的方式整理出来,让他的五行达到平衡,相互制约。

风水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阴宅阳宅的选择问题,这在龙井村也不例外。罗万维先生推算阴宅和阳宅的方位时,要根据主人家的生辰八字来推算出房屋的大致朝向以及基本位置,同时还要考虑选址的山脉走向以及河流流向,例如在选择阴宅时要看死者“生于何时,落在何方”,挑选出适宜主人家的方位,在挑选方位的时候需要运用到郭璞所著的《葬经》[3]以及羅盘,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罗万维先生所用的罗盘已经从常见的手持罗盘进化到了手机应用罗盘,但是罗万维也坦言,手机罗盘在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存在着部分隐患,比如部分数值的偏差,所以如果想获得精确的地理方位,还是得借助手持罗盘进行现场核查。

四、“米花娘娘”文化

龙井村在每年的九月份,会举行一个“九月种秧”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米花娘娘”[4],相传,在远古时期,布依族先民受到了某种诅咒,种下的所有谷物都不开花,无法进行授粉,自然也无法结果,眼看着布依族先民就要饿死了,这时候,天上的一位仙女不忍布依族先民挨饿受冻,从天上来到了人间,白天就化作谷物的花朵,到了晚上就回到天上修养,不辞辛劳,一直从九月份种秧持续到稻谷成熟,才正式回到了天上休息,而布依族先民因为有了“米花娘娘”的帮助,得以吃到饱饭,将这一民族血脉延续下来。为了感谢“米花娘娘”对布依族先民的奉献,龙井村便形成了“米花娘娘”这一民间文化。

五、结语

“人类是一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与环境维持适应的关系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是以文化为媒介而达到这种适应的,但其过程仍然与生物适应性一样受选择法则的支配。”[5]文化是在适应自然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在适应环境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和类型。龙井村布依族长期生活在花溪区青岩镇,三面环山,消息闭塞,交通不便以往以传统农耕形式为主要生产方式,是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的一个典型。喀斯特在给予龙井村人民独特地貌的同时,也铸就了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龙井村民族文化变迁就是布依族文化在适应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过程中的产物。

注释:

[1]风水先生指专为人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等地理形势的人。在民间,将风水术多称为“风水”,而把操此职业者称为“风水先生”,由于风水先生要利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并且人们认为他们是与阴阳界打交道的人,所以又称这种人为“阴阳先生”(甘肃陇东地区及陕西地区称风水先生为阴阳)。

[2]罗万维,布依族,男,68岁,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现存较有威望的风水先生。

[3]郭璞《葬经》:又名《葬书》,《葬经》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还介绍相地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4]米花娘娘:在某些方言中又称作“谷花娘娘”,主要指稻谷的花穗。

[5][美」R·M·基辛著《文化·社会·个人》甘华鸣译,沈阳辽人民出版社,1988.151.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35.

[2]吴玉宝.文化层次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以凤凰民族村寨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3,(2):44-48.

[3]李显富.文化变迁视野下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以云南施甸县木榔村契丹文化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1);28-32.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研究新探索[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杨娟,段香丽,陈冬前. 关于云南大理白族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以大理剑川、鹤庆地区为例[J].现代交际,2017(12);13-14.

[6]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