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人物认知失调心理探究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摘  要:布莱希特在“流亡时期”的代表剧作《四川好人》中主人公沈德与隋达看似对立,但结合认知失调理论对其行为进行解读,可以发掘出两者间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隋达的出现折射了沈德为继续在“恶的社会”中生存而寻求到的解决方法,也反映出布莱希特对好人如何走出“欲行善而不得保全自身”困境的思考。将两者视为整体进行分析对理解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意欲表达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四川好人》;沈德;隋达;认知失调;好人困境

作者简介:郑榕(199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湘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在读(二年级),研究方向:德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2

一、引言

1933-1945年间,许多德国作家被迫离开祖国。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正是德国众多被迫在国外流亡的作家之一。1939年初,当布莱希特准备离开丹麦,流亡瑞典时,他在收拾行李时发现了旧日构思手稿,[1]116于是重新拾起这个题材进行创作,并将这部寓意剧定名为《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四川好人》中存在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善良软弱的沈德,另一位是精明强悍的隋达。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却是同一个人,隋达是沈德不常示人的另一面。布莱希特曾经指出:“如果让行动符合性格,或者让性格符合行动,这是一种特大的简单化;真实人的性格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不允许这样来表现。”[6]73因此,尽管隋达的行为与沈德的性格之间存在着矛盾,也不能将两者简单地作为不同的个体看待。沈德与隋达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

每当沈德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局时,隋达就出场代替其位置。在隋达逐渐完全取代沈德的过程中,沈德对头脑中的认知元素不断进行更新与重组。在戏剧中,沈德不仅面临接收与已有认知不一致的新信息的情况,还面临被迫在两个对她有同样吸引力的备择物中做出选择的情况等,这对她来说都是困境。沈德对此做出了或有效或无效的举动来试图摆脱困境。在此情境下,面临困境时沈德的行为举动都可以用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1919—1989)的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进行分析。认知失调理论正是着重探讨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不一致问题的学说,其可区分为强制服从失调、决策后失调、社会支持体系造成的失调等几种形式。借助认知失调理论,可以探究沈德的真实想法进而阐明沈德与其隋达之间非但不是对立关系,而且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的整体。

二、被迫“扭曲”的好人

《四川好人》故事发生在贫穷的中国四川省城,人们渴望神仙带领他们脱离贫苦。三位神仙如百姓们所愿来到这里,卖水人老王接待了他们。整个城市只有妓女沈德愿意为三位神仙提供住处,因此神仙们将沈德视作好人,并给了她1000银元让她多行善事。

沈德原是一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终日食不果腹,为了生计只能出卖肉体。这意味着,沈德只有满足自我生存需求的能力,而没有始终救助他人的能力。一旦花光了神仙们赠与的钱财,她就没有能力再创造更多财富并以此一直行善。在这个问题上沈德也曾向神仙们提出过疑问:“但是我对自己没把握啊,神灵们。处处物价飞涨,我怎样才能做个好人呢?”[1]19但那时神仙们只是回答:“很抱歉,我们对此爱莫能助。我们无法干涉经济营生。”[1]19说完他们便不顾沈德的困惑和求助,径自离开了四川。

神明代表着当时的社会权威,出于敬畏,沈德对神仙们的指令自然坚决服从。因此,在沈德不愿却又不得不毫无条件地救济周围穷人的情况下,她的认知中就出现了强制服从失调。这是当一个人受外力影響,特别是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外力影响时采取与信念相反的行为时产生的失调。

根据失调程度的限制理论,在失调的认知中任何两个元素之间可能存在的最大失调,等于那个较小抵制元素的抵制改变量,失调程度不可能超过这个量,这是因为,当失调达到了可能的最大值时,较小抵制的元素将被改变,以此减少失调。[2]24此时,神仙对沈德的期望就是她认知失调中那个较小抵制元素的抵制改变量。但当寄居者人数超出了烟草店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寄居者对沈德提出的要求超出沈德能够承担的范围时,沈德认知中强迫服从失调的程度就达到了可能的最大值,即三位神仙的要求期望对沈德不再具有约束力,同时沈德将“拯救店铺”这一认知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由此就导致了善于经营、精明强悍的隋达的出现。

在戏剧最后一场的法庭审判中,脱去隋达外衣的沈德对着升天而去的神仙发出求救之声,但三位神仙在末尾也没有对沈德伸出援手。既然在病态的社会中,权威力量也不能将好人从行善事却不得善报的窘迫境地中解救出来,那么好人只能自救,而隋达正是好人沈德的自救方式。

三、好人的自我身份认知

《四川好人》中,隋达一共有三次出场,他每次出现都有效地解决了沈德面临的困难。但沈德对隋达为数不多的评价却都是相对负面的。究其缘由,是因为隋达第一次出现就驱赶寄居在烟草店的人们,并引来警察对其进行威慑。寄居者邢太太将隋达称为“冷血的表兄先生”,[1]79连为人善良的地毯店老夫妇对隋达的评价也不高。当沈德付不起烟草店的租金时,老婆婆愿意将钱借给她,却说道:“当然了,您的表兄,或许并不轻浮,我们却不愿意借给他,但是我们可以安心地借给你。”[1]84

因此沈德在处理对隋达态度的问题上出现了由社会支持体系造成的失调。这是在个人的认识受到群体成员的反对时产生的失调。[2]151此类失调产生后,人们可以通过增加与群体中其他成员协调或者一致的认知成分来缓解心理紧张状态。[2]154因此沈德为了使认知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决定隐藏自己对隋达的真实看法,接受她所处群体内大多数人对隋达负面的评价。

除此之外,沈德还一直处于在维持生計和服从神仙的命令中进行选择的境地,每一个备择物都有其优点,对沈德都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生存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最终沈德还是多次允许了隋达的出现来拯救自己的生计。

虽然隋达每一次出现都帮沈德解决了生存危机,但是精明利己的隋达不符合三位神仙对沈德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沈德的内心出现了决策后失调。[2]30费斯汀格(1999:37)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或撤销决定来减少决策后失调。于是在隋达第一次退场后沈德就表示:“他(隋达)只来了一次,现在他已经走了,再也不回来了。”[1]68可以看出,沈德最先是想撤销自己曾经允许隋达出现的决定,意图完全抹去隋达的存在。

隋达第二次退场后,沈德想立刻投入杨森的怀抱,并通过与他的婚姻开启一段新生活。可是在婚礼上,杨森却一心惦记着隋达允诺给他的钱财而对这个表兄翘首以盼,爱人对自己的轻慢使沈德的认知中再次出现决策后失调,于是沈德选择弱化“隋达”这一未选中备择物中吸引人元素来减弱自身认知的失调程度。因此沈德在杨森认为隋达是个有头脑的人时表示:“我不知道,我不愿意想他。”[1]118另外,沈德在婚礼上对杨森说:“你不应该同他(隋达)谈得来。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能爱他。”[1]118沈德之所以在他人面前如此“排斥”隋达,就是为了通过向他人传递她对于隋达负面的看法,让他人也认为隋达身上优点乏善可陈,从而获得人们对她这一观点的社会支持,并以此证明自己选择“沈德”而放弃“隋达”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通过分析可知,沈德内心并不真正厌恶隋达,恰恰相反,沈德曾经多次表示隋达是一个帮得上她忙的人,一个能为她出谋划策的朋友。[1]120沈德对隋达所做的负面评价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贴近她所处环境中大多数人对隋达的看法以及巩固自己做出的决策。这既是缓解她头脑中出现的决策后失调和由社会支持体系造成的认知失调的方法,也是沈德为了更好地在她所处的社会群体中继续生存所采取的手段。

四、结语

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将沈德塑造成了一个强有力却不失善良的好人形象。借助认知失调理论将软弱的“沈德”和强悍的隋达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可以得出沈德一直以来对隋达的出现也有明确安排。布莱希特通过《四川好人》中沈德只有以隋达面貌示人才能生存下去的无奈境地来引发人们思考:好人究竟应该如何生存?《四川好人》中隋达的出现不但是沈德在摆脱“好人难做”困局时找到的途径,也是布莱希特希望读者和观众领悟到的人们应该如何在保持善良本心和谋求生存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布莱希特,贝尔托特. 四川好人[M]. 王正浩,汪春花,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2]利昂·费斯汀格. 认知失调理论[M]. 郑全全,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3]谭渊. 布莱希特的《六首中国诗》与“传播真理的计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 (3):105-109.

[4]谢芳. 20世纪德语戏剧的美学特征——以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为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余匡复. 布莱希特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张黎. 《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J]. 外国文学评论,2004,(3):117-129.

[7]Brecht, B. Arbeitsjournal 1938-1942[M]. Frankfurt a. M.:Suhrkamp, 1973.

[8]Brecht, B.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M]. 吴麟绶,注释.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