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其人”之吾观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摘  要:在书法艺术上,宋代苏轼曾指出“凡书,象其为人。”以“君子”、“小人”论书,有着时代与个人遭际的特定背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其论书不免掺入道德与政治的因素,因此东坡生平三次遭贬。当然他所提出的“书如其人”的命题十分深刻而重大,它承袭了许慎的“书者,如也”的观点;也深化了杨雄的“书为心画”的观念,从宏观上进一步揭示了书法艺术与创作主体的本质联系,并启导后世对这一命题不断的探讨。

关键词:书如其人;生平三贬

作者简介:郭刚(1978.12-),男,汉,甘肃省陇西县人,本科,陇西县文峰中学副高,研究方向:书法理论与技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3

提到“书如其人”,人们就会想到苏轼,那么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苏轼其人。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其父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其文明白畅达。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苏轼还擅长行、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并上溯晋宋诸名家,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性格生性豁达,为人坦率认真,他用自己的诗词表达着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态度。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时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瀔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一方面,学识高,见识广,品味与境界也就高,也就不把书法绘画当成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在苏轼眼里,作文写字绘画,只不过都是表情达意的东西而已,只求自然天成。只因如此,苏轼“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问君何若写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适”。“凡物之可喜,是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透露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苏轼把书与画作为表达自己感情的载体,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另一方面,他对前人也很欣赏。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意思是,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他的一生虽是豪放豁达,但仕途多舛,起伏跌宕,数起数落。

一、苏轼命运多舛、生平三贬

第一次是1080年因“乌台诗案”入狱起,苏轼开始了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入狱100余天,差点丢了性命。后来还是因为赵匡胤曾经说过不杀贤士这样的话,以及家人与朋友的积极营救,苏东坡这才逃过一劫。 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这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之后被贬。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正是因为与苏轼的为人有关,至新党势力倒台,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上台,苏轼被召回重用时,苏轼又看不惯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再次反对新党。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随后被外调,外放。至新党再次上台,又再遭贬官。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但被贬后的苏轼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到惠州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原来苏轼本人生平酷爱甜食。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第三次是被贬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比上次更简单,新派虽然已经在朝堂上占了上风,但是为了将旧派彻底压的再无出头之日,新派对旧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打击,所有的旧派人员被贬了一遍之后,为了以防万一又再一次被贬远,苏轼也在其中。1097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个时候海南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场地。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远,你造不了反,发点儿牢骚也没有人听得见的。家破人亡的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只有经历了这些风浪的洗礼,才会有充满激情和跌宕起伏的诗文、书法及书论,或悲愤,或平和,或喜悦。这些情感随着人生波动而通过他的诗文反映出来,也通过他的书法体现了出来,更是通过透彻精细的书论体现出来。

二、苏轼书论之吾观

1、苏轼历经人生磨难,论书重人品与学养

苏氏论书,看重的是书家的人品,因为书法不只是“艺”,而更是书法家的“德”,重视书家的品德修养,是中国古代书法批评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整体来说,后者自然是根本。当人品作为书法评品的基点后,这方面的议论成了书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色。“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论书强调书家的品德修养,也是儒家“君子立身务求其本,本立而道生”这一正统观念的引发,同时也因为书法与人心的内在联系,比起其他技艺方面有更直接的一面,即所谓“书为心画”。在宋代文人重道德、尚气节的意识愈加强烈。在苏氏之前,欧阳修对此早就有所涉及:“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笔说·世人作肥字说》)正所谓“敬其人益爱其书”。“斯人(按:指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提出了书法形态与书家为人有着必然联系的看法,这里虽只论及颜氏一人。然苏氏则进而作出“书如其人”的论断:“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书唐氏六家书后》)苏氏从相貌着眼,认定欧阳询的书法形态与其为人相像,未免臆断,然而明确提出“书如其人”的重要命题,这在书论史上还属首次。其实际内涵,则是“君子、小人”之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势不回之。”(《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所说书作的“峭峙不回之势”,则当与钱氏的性格、气质一致,因为人的性格、气质会影响其审美取向。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消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题鲁公帖》)

苏氏以“君子”、“小人”论书,有着时代与个人遭际的特定背景,但并没有将书法与人品完全相提并论。苏氏论书亦极重书家的学养。“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妙。”(《东坡集》)“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

大抵学养深厚,其书作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意境超远。苏氏本人即是很好的例证。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黄庭坚《山谷集》)

“(东坡草书)纵横斜直,虽率意而成,无不如意……盖其才德文章溢而为此,”(倪瓒《云林集》)事实上,只是从书作的审美,可以看出书家的性格;从书作的格调,可以看出书家的学养;从书作的情趣,可以看出书家的才气。清人刘熙载便总结说:“书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这就是对“书如其人”更近于实际的阐释。至元、明之际,有些人将此走向极端,认为“人品即书品”,抛开艺术赏评的客观标准,把书法批评变成道德评判,从而因人废书,这就远远背离了苏氏的本意。

2、苏轼才情豁达豪放,论及书法追求新意

在书法领域,苏轼孜孜以求的则是“新意”。“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孙莘老墨妙亭诗》)“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唐氏六家书后》)“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墨之外矣。”(《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前二则论及颜、柳二家之所以成大家,皆由其能创出新的意态。第三则言智永虽欲葆王氏家法,然其书亦自有意态。最后一则虽是论画,当与论书相通,即要在前人的法度与豪放的风格中,创出全新的意态,进而寄寓精妙的理趣。再看苏氏的夫子自道: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块也。” (《评草书》)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

前一则讲自己总的艺术追求。正所谓“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一提法带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即不袭古人的面目,而要创出带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意态。“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我于黔安(按:即黄庭坚)亦云。”(《跋山谷草书》)可见苏氏对个性风格的推重。纵观宋代几位代表性书家,无不是以自己迥异于前人,个性独具的笔墨意态光耀书坛,从而开拓了书坛一代新风,使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通观《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等众多代表性书作,我们可以体悟到,苏轼正是借助创出全新的笔墨形态,从容地抒发着“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李泽厚《美的历程·苏轼的意义》)

后一则讲实践这一艺术追求的途径。所谓“意造本无法”,即以己意作书而不拘于前人的成法。马宗霍说:“东坡自谓‘我书意造本无法,实则本之平原以树其骨,酌之少师以发其姿,参之北海以峻其势。”(《书林藻鉴》)这就是对各家法度的融汇与化解,达到“于万法中求无法”。而苏氏更以己意驱使之,从而逐渐形成适于表现已意的新法。正如清冯班所说:“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钝吟书要》)这“本领”,也就是创出自己的新法。要使自己的新意自然而又充分地表现出来,就要率意而书,不在笔墨形态上刻意经营,即所谓“点画信手烦推求”。

3、苏轼书艺精湛,“尚意”书风逐渐形成

苏轼在论述涉及“尚意”书风,不再考虑“助人伦,成教化”的政治功用,也不再奢谈什么“书道玄妙”、“书通大道”的社会现象。而非常注重书法的“意态”、“意趣”、“意韵”,在他们心目中,书法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只是文人的一种雅好而已。看看苏氏的说法: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苟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题笔阵图》)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记与君漠论书》)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

就是说,学书、作书只是为了寓心适意,忘忧自乐,以求得精神的解脱。这一观念的形成,还有承于其师、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首倡。“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观纸墨皆极精良,自是人生一乐·····余晚岁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试笔·学书为乐》)

“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试笔·学真草书》)正因为是文人寓意乐心的手段,其意兴方能自然、率意地流露于笔墨间,这正是尚意书法的出发点。

“张长史草书頽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书唐氏六家书后》)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跋怀素帖》)

“近日米蒂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论沈辽、米蒂书》)这些是苏氏评定各家书法优劣的标准及着眼点,它们涵义相近,均指蕴含创作主体精神意绪的笔墨体现。“意态”偏重外部形态,“意趣”指形态中的趣味,“意韵”指形态中的隽永,而后二者皆寓于“意态”之中,并借“意态”来体现。苏氏在评价智永书法时说,其“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句中“新意”与“变态”对举,可知苏氏着眼的“态”乃是“意”的直接体现。清康有为说:“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广艺舟双辑》),可知“意态”这一概念更接近于梁嫩所说的“宋尚意”之“意”的本意。“意态”的笼统说法就是“笔意”,其形成的总体内涵就是“意境”。宋人崇尚的“意态”,其实是摆脱唐法、足以体现宋代文人精神意蕴而又有独特个性风格的笔墨形态。宋代尚意书法所以成就卓越,这与书法家具有深湛的学养有着重大关系。其代表人物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巨匠,他们广博的学识成为其书法创作的深厚底蕴。

参考文献:

[1]王世征 历代书论名篇解析 文物出版社 2012年5月.

[2]刘玉才、许树安、阴法鲁 中国古代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3]李泽厚 美的历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