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清末至民国“《左传》不传《春秋》说”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摘  要:“春秋学”自诞生至今方兴未艾,其中“《春秋》三传”之《左传》是否传《春秋》一直是一个核心热点。清末民初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以学术论争为手段的政治博弈。这也导致这个阶段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存在较大的偏颇。

关键词:清末民初;《左传》;不传;《春秋》

作者简介:周晓琴(1995-),女,汉族,甘肃兰州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左传》是否传《春秋》这一问题争论的从表面上来看即是《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然而从这一争论出现之初,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也更不仅仅是单一的二者关系问题。不同的时代关于这个论题的争论都包含着其时代背景下的多重诉求,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提出这一争论的两汉交接时期以及两千年之后的清末至民国初期。同时,谈论这一问题时往往逃不过其他问题,也只有通过其他问题才能去论述这一问题。为方便本文的论述,下文将围绕以下几点分别论述清末至民国时期关于“《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一、《春秋》的性质

《春秋》是史书还是经书,决定了《左传》的性质与价值。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左传》传《春秋》的大前提是《春秋》是“微言大义”的经,而这有牵扯到《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春秋》是否由孔子所作以及究竟是史还是经,决定的不仅是《春秋》的地位与性质,还有与之相关的“春秋三传”的地位与性质。“自《春秋》升格为经以来,虽然少数学者曾有怀疑,但意识深层却难以摆这种文化认同的影响。这确是经学思想史的真正事实。”

民国时期,在疑古考辨思想的影响下,学术界大都认为《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这种改变的本质,是康有为等今文学家通过否定《春秋》经学价值,从而否定其正统地位。浅层看来因为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拥护者,故其抬高今文经学、压低古文经典是作为一个公羊学推崇者的本然。实则康有为生逢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为挽救国家兴亡,他托古改制,主张变法图存。从其《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康有为其实是皇帝的拥护者 他拿着“贬低左传”当武器来革命,来推动维新,其实想要保住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

这样看来,似乎支持左传传经是学术选择。而继承了今文一派,大力推崇今文经学尤其公羊学的一派,却实是打着经学经世致用的幌子,以学术、思想来做推动革命的工具。当然事情的真相或许并不如此,真正纯洁的学术存在否,尤其是在乱世存在与否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康虽才气从横,但若非有可针对之处,绝无凭空生出之意。今文经学家们也并非空穴来风的信口胡诌。

二、《左传》伪作说

出于政治的目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今文家们抬出《左传》为刘歆伪作说。将《左传》视为伪作刘歆伪作,这一说法提出的目的最直接明了的就是降低《左传》的地位,以证明《左传》不传《春秋》。并通过这一点将公羊学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再次推上高位,这样便能大力推行“经世致用”的公羊学去达到政治目的。

这一观点最主要的提出者是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中,他详细论证了刘歆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他认为:“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核,才如迁固,有所不逮,则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固非后人所能附会。故审其离合,辨其真伪,其真者事虽不合于经,益可以见经之义例 …… 其伪者文虽似比于经,断不足以乱经之义例……事固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者。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2]

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继承其说。而康有为学说的真正意图是通过打倒旧的思想体系,达到维新改革的目的。康认为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以“伪经为圣法”的,即王莽朝所立“伪经”的罪过。换言之,他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王莽以后的封建文化与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通过对古文经的怀疑来否定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專制制度。

《左传》伪作说亦有几种观点: 认为《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以林粟、刘逢禄、顾颉刚为代表;认为是刘歆割裂《国语 》而成。康有为、钱玄同为代表;认为伪作者为战国时儒者,则以赵光贤为代表。

今文经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崔述。他于1910年作《史记探源》一书, 进一步论证了刘歆伪造《史记》之说。在1918年他又撰《春秋复始》,抬高《公羊》,认为《左传》与《穀梁》皆出自刘歆伪作。在《左丘明不传〈春秋〉》一文中,崔述又发扬了康有为提出的刘歆分割《国语 》而成《左传》的观点,集中辨驳了古文经的传授谱系,以及左丘明受经作传之说。崔述鼎力支持康有为,从而使康氏之说在当时盛行一时。

刘歆伪作说在当时就有反对者,在现今这一论断也基本被证明是不合理的。反观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就会发现,或许他们并非拿着求证“《左传》不传《春秋》”的目的去提出这一论断,其提出必是有着前因以及当时的材料等原因。但其在学术观点上有着较为明显且无法忽略的失误,那我们就更要考虑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康有为这种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学者的人,其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其学术,或者说其学术是为其政治目的所服务。不管后来康有为的政治目的是否达成,但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一面镜子的。

三、《左传》的性质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既是《左传》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而这个争论的本质是《左传》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古文经学认为是《春秋》之传,今文经学却坚持只是一部史书,而从西汉刘歆开始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两千余年。

刘歆认为《左传》尽得孔子真义:“(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3]杜预也说:“左丘明受经於 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4]很明显从一开始古文经学家就认定了《左传》是传经之传。今天看来“刘歆在《左传》学上可以说功过参半,一方面《左传》因其提倡和申辩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也因其讲《左传》大义,以《左传》之短争《公》《谷》之长,致《左传》解经之说一直为人所攻。”[5]而这个最初的苗头偏重,便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关于《左传》的性质,即《左传》是否为《春秋》这部“经”的“传”,《左传》到底是经还是史,这是从刘歆到当代争论了两千年的题目,至今仍未得出人所共识的结论。清末民初,皮锡瑞说: “《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6]他又说“史只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看得出他的策略是通过严辩经史,来认定《左传》是史非经,从而达到证明《左传》不传《春秋》的目的。

认为《左传》是史非经并非清才有的观点,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首先与《左传》本身的义例特点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只是不同派别的学者有着不同的阐释与认知。当下许多认为《左传》传《春秋》的学者,正是利用《左传》这一特色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位置。而同样的,如皮锡瑞等亦可以拿着这个做攻讦《左传》的手段,将它论为不传《春秋》的史作而已。

四、小结

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纯粹的学术”,不同的时代大环境对学者和学术本身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正常且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个体本就存在于社会这个整体之中。而所谓的“纯粹的学术”如果失去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纯粹”就是虚妄无用的空白。

清末及民国一些学者关于“《左传》不传《春秋》”的论争,将相同的材料加以不同的阐释就可以为对立的观点各自佐证。而对材料的利用和阐释其实是有一个度的限制,学术与外界种种既有剪不断的联系但也有着明确的界限,若是不管不顾跨过了那个界限,那就一定会产生后果,要有接受后人审视与批评的准备。

“《左转》不传《春秋》”争论的起源时期——两汉,就是一个将学术问题与政治相勾连密切的时段,而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时隔将近两千多年后的清末民国学者们再起争论。争论的两派仿佛越过千年继承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身份,似乎这就是一场复古的学术争论而已。然而,经过梳理可得,清末民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更多偏向于政治层面。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会被时代无情地裹挟,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他们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所做、所說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参考文献:

[1]平飞.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07页.

[2]《清经解卷一二九六》第7册[M].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45页.

[3]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章锡琛,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4页.

[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1987页.

[5](唐)孔颖达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M].武英殿本,广州广东书局,1871年版,第12页.

[6]王竹波.《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7](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