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零余人”形象及其精神内涵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摘  要: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家,他成功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零余人”形象,这一游离于社会边缘、内心充满矛盾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在当时社會激起青年人的强烈反响,也招致长期以来的各种争议。郁达夫本人在回顾《沉沦》创作的初衷时,一度作出前后矛盾的评述,这可以看作是零余人人格心理特征的外化。正如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K”一样,作为自叙传的叙事主体,零余人形象集中体现了作者自我反思的精神,表达了回归自我本真的精神诉求,对存在困境的探索以及对存在意义的追寻。

关键词:郁达夫;忧郁;自叙传;自我反思;存在困境

作者简介:胡雅莉,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后任职于花城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现居武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3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有着独特个人风格的重要作家。他以自叙传的笔法,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零余人”形象,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和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一道,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边缘人物形象的经典范例。

一、“零余人”及其“忧郁情结”

以《沉沦》主人公为代表的零余人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作为一名生活潦倒的智识青年,他忍受着性与爱的苦闷,与周遭环境常常格格不入。他禀性善良、真诚,心思敏感、细腻,个性脆弱、偏执,性情忧郁、消沉,情绪时常大起大落,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状态。

零余人的忧郁和神经质,源于他内心世界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他喜独处不喜热闹,却又深深害怕孤独。他向往隐逸生活,渴望回归自然,但寄身自然之中又感到幽冷凄怆,难以为继。他个性鲜明,我行我素,却又非常在意他人的鄙视与排斥。他一时自爱自怜,一时又自悔自伤,自我厌弃。他一面自矜于与众不同的思想、操守和才情,一面又认为自己处处不及他人,浮沉在自负与自卑的两极。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游离于社会边缘,有着矛盾心态和忧郁情结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在艺术创作上强调真诚,要求作家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融入,反对描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零余人身上的忧郁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郁达夫个人心理、情感、思想的真实写照。

二、前后矛盾的创作心路历程

以《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发表以后,立即激起青年人的强烈反响,也招致了长久的争议。自郁达夫同时代起至今,一直不乏有一些评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小说人物心理与行为,乃至作者本人的心理与人格作道德模式上的批评与非难。比如,苏雪林就曾撰文指责郁达夫为专爱描写性欲和变态的暴露狂。

正是在舆论的重压之下,作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谈论《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撰写初衷,曾有过前后矛盾的表述。在1921年《沉沦》单行本的自序里,作者自承,小说着力于对“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作者承认以手术刀的形式对人物的忧郁病进行解剖,是小说创作的原初动机。但在1927年8月重辑《过去集》时,作者将先前关于创作动机的说法全盘推翻,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无真生命在内”。作者不仅否定了作品的创作动机,而且完全否定了人物形象的内在价值。如果说《沉沦》时期的自我揭露和忧郁情结是来自灵魂的振聋发聩的“呐喊”,那么《过去集》时期的自我评价的这一变化则显示了作家个性中自我怀疑和怯弱的一面,体现了内心的“彷徨”失途。

作者自我评价的前后变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重要关联。旅日回国以来,郁达夫眼见国内盗贼当道,魑魅横行。林立的派系各自掌握着“革命”话语的诠释权,热闹的知识圈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常常乱扣帽子,非黑即白,动辄得咎。个体淹没在庞大复杂的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圈里,自溶于伪善、虚饰的生存状态。郁达夫一度处于“苦闷焦躁”之中,“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这一时期,五四时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口号,开始向集团主义和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转向。相应地,郁达夫也在迎接着自我思想和观念的演变。他对《沉沦》作品的否定,一方面体现了个体向外部环境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主义向内退缩的主动的选择。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都抱一种悲戚的深愁”,陷于矛盾、抑郁与绝望之中。

1927年10月,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重逢,从此成为至交。鲁迅重视思想独立,反对门派之见,他的广博胸襟、坚定意志、他的务实精神,他对青年的包容和热爱,都让郁达夫深深折服。同时,鲁迅在思想、精神和行动力上,给予郁达夫莫大的支撑。一个从呐喊走到彷徨的青年,自此获得了果断抉择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说先前郁达夫退出创造社尚属无奈之举,那么此后退出左联,则成为郁达夫主动自觉的选择,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坚守。

1931年,郁达夫对早年创作思想和创作心态重新作了一次清理。他否定艺术创作中纯客观的态度与纯客观的描写的可能性,重视“作家的个性”与“一己的体验”,强调《沉沦》是青年人在“浪漫的抒情年代”“放开喉咙”的歌唱,是“人感到痛苦的时候”无所顾忌的呐喊。《沉沦》出版整整十年之后,作家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审视自己的创作由来,重新发现作品中的零余人形象的意义和精神内涵。

三、零余人形象的精神内涵

以《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不只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呐喊,它内含着作者理性的思考与对存在困境的探索。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思

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体学会压抑原始喜好、欲望,掩饰个人情感的过程。五四时期高涨的个性解放的思想观念,正是要将人从几千年的伪善和虚饰中解救出来。作为一名自觉的五四精神的践行者,郁达夫把自己清教徒式的旅途中一瞬间的心理的阴暗或污垢予以毫不留情的揭示,“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2]。“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3]

在郁达夫之前,中国尚没有哪一部小说敢于撕开内心的所有虚饰,以认真的态度,把灵魂中光明与阴暗一一曝现在大众面前。郁达夫从零余人内在幽微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致力于阐述人物内心豐富而细腻的切身感受,细致地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与各种恐惧、欲望之间的冲突与挣扎。除自叙传形式外,作者有时更站在全知视角,以旁白的方式直接剖析人物不自知的弱点,将人物形象的自欺揭示出来。这种有意识的处理方式和表现手法,提升了作品的思辨层次。

法国哲学家勒森认为,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是精神的自我矛盾的经历和体验。“人的精神的内在生活,乃是一系列自我矛盾的烦恼心态的演化,乃是处于遭各方分割的窘境中的复杂心态,乃是面临选择的无所适从感。正是这种被多方分裂和吸引的心态发展动向,使人的存在时时处于被分割的危险,处于各种偶然性的包围圈之中,处于各种可能的潜在状态。”[4]郁达夫以前人前所未有的坦率笔墨,直击自我内心,直面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完成对灵魂的赤裸裸的拷问,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反思的精神。

(二)回归本真、寻求存在意义的精神诉求

郭沫若曾援引李初梨的话,认为郁达夫表面的颓唐之下,其实有着清教徒的本质。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内心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有意识地与内心非真实存在进行对抗,体现了个体对真善美的强烈向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自觉要求。

这里暂借黑格尔著名的有关主奴关系的譬喻来加以分析。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概念意在阐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因自身的矛盾运动而演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沉沦》主人公在灵与肉的矛盾中的挣扎,可以看作一种个体自我意识中的主奴关系的对抗。主人公原本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却日日都在某一时刻受制于肉身的欲望。灵与肉交互占据上风,使精神世界的主人与奴隶随时面临颠倒位置的可能。所谓的“高尚”“洁净”,内含了叙事主体乃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诲淫”的道德观念的遵从,从形而上的意义来说,内含了主体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即对外的知性认识。这体现了叙事主体对自我意识的坚守。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自我意识原本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理所当然的主人,这个主人在歌颂自然、吟咏诗歌、与艺术共舞之时,仿佛找回了真实的自我,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但外在的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主人公刚到日本时,幽美的风景的确让他浑忘了世间的一切烦扰,但顷刻间,他又跳出纯粹的精神境界,回顾周遭环境,感到了独处的恐惧。对外部世界的敏感,使他在一瞬间转身成为“非存在”的奴隶。精神的主人和仆从反复经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这自始至终无休止的矛盾,成为零余人与青年郁达夫忧郁情结的一大根源。相对存在而言,矛盾实质上是一种“非存在”和“反存在”。勒森说:“哪里有矛盾,主体就不仅必须朝着它而生成,而且也必须遭受其痛苦的经历。”[5]以郁达夫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存在的体验和把握,必须穿越与矛盾相斗争的苦途,承认内心世界的矛盾,直面它,体验它,剖析它,克服它,最终寻找到真实的自我存在。

零余人在精神世界的旅途中,从风景之美(自然之美)、诗歌之美(艺术之美)等外在中所获得的领悟和升华都是暂时的。按黑格尔的理论,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后在郊野中获致宁静,只是体验到了外在命运的真实性,这种宁静还没有找到超越,俄狄浦斯还没有得到内在性的转化,没有获得真正的内在精神,即自在自为的精神。在郁达夫另一篇名作《迟桂花》中,主奴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关系似乎找到了最后的解决之道。“我”在登山途中,对友人的小妹由爱慕而产生了情欲。但对方一派天真,不谙世事,心地纯净。面对这样圣洁的灵魂,“我”的内心仿佛与另一个精神世界相遇且相互通达,“我”在这一瞬间顿然开悟,“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6]。类似情节在郁达夫小说中常有出现。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里,主人公对隔壁的房客“二妹”萌生爱念,第一时间不是表达爱意,而是压抑住本性,反省自己的生存境遇,觉得自己并没有爱人的资格。“我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睁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7]这样自我压抑的结果,不是精神的苦痛,反而是因灵魂的自我净化和升华而获致愉悦,体现出作者回归生命本真的审美诉求。心灵的这种开悟有似于禅宗在佛法中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之境,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即抵达了此在的敞亮状态。自我精神世界的真实存在战胜了“非存在”,不再受制于奴性,成为自我意识真正的主人。

然而,此在的敞亮状态是否恒久?这是否就是存在的终极意义?年轻的作家和当时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路途中不无迷茫。《迟桂花》里的“我”在升华的爱情中找到了精神的皈依,这与冰心关于“爱”的哲学有相似之处,都代表了作家苦苦求索的生存意义和灵魂归宿。但郁达夫和他的零余人的精神世界,与冰心有着本质区别。与其说爱情是郁达夫们最后的出路和归宿,不如说爱情中所体现出的崇高之美才是主人公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在对真善美的形而上的追求中,零余人终于找到存在的终极意义。

在现实中,1920年代初期的青年郁达夫并不曾就此找到理想的精神家园。但他一直在“碰壁,碰壁,再碰壁”中挣扎着上下求索,终于和鲁迅并肩站在一起,走上舍小我而取大我的全新的精神之旅,作出了存在的抉择,以悲壮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生命意义。

夏志清说:“郁达夫小说对自我弱点的老实而认真的揭露,扩大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心理和道德的范畴。”[8]郁达夫通过笔下的零余人形象在此在的体验,揭示了存在的精神困境,体现出对自我本真的精神诉求,以及对存在意义的探索与追寻。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和鲁迅可以并称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先驱。

注释:

[1]李行春,陈建新,陈力君.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鲁迅.阿Q正传[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3]行春,陈建新,陈力君.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高宣扬.存在主义[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5]高宣扬.存在主义[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6]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7]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