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妄之欲:从拉康的欲望理论看《连环套》中霓喜的悲剧性

2020-09-14 12:24:36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6期

任祥欣

摘  要:张爱玲的《连环套》描写了霓喜的姘居生涯,上演了一出连环套式的女性悲剧。从拉康的欲望理论来看,霓喜的“欲望”实则是被“攻击者认同”所异化的对于权力的渴望,而她的悲剧性在于她仅能追求欲望的短暂性补偿,却无法获得一种稳定长久的“要求”机制,因此陷入了虚无之虚无的轮回,这对心理活动日趋复杂细密的现代社会有着思考与警醒价值。

关键词:《连环套》;霓喜;悲剧性;欲望理论;认知错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张爱玲的《连环套》描写了霓喜与一系列男人的姘居生涯,上演了一出连环套式的女性悲剧。但霓喜的悲剧性并不能直接地归于社会环境、女性地位以及所谓的命运,正如张爱玲分析道: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1]。这一缺陷是拉康语境下,“伪主体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缺失之物永不可能实现的欲求”[2],是霓喜的“理想自我”同他者眼中“霓喜”的错位。本文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批评,通过对《连环套》中叙事者与霓喜两种视角的文本细读,为霓喜的悲剧性提供了一个拉康式的解读。

一、视角分歧间的“需要”与“欲望”

《连环套》文本的开端时间是赛姆生太太(即霓喜)六十岁开外时,大抵与作者写作时期处在一个年代,随后便整体闪回到五十多年前,从霓喜被乡下养母卖到印度人雅赫雅的绸缎店起,先后与几个男人姘居以及偷情,最后终于自己不再年轻,不足以吸引男人时,才大梦初醒,明白了男人的靠不住,决定要靠孩子。小说自此被腰斩。

从文本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存在两层视角:一层是外叙述者“我”的视角,而“我”的视角是接近于全知叙述,是比较客观的他者的视角,代表他者眼中的霓喜,能作评价,帮读者厘清霓喜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谎言;另一层是霓喜的视角,霓喜眼中的自己是童年养尊处优,有着传奇性的邂逅等等的,但这些都被“我”识破,并不留情面地告诉读者——都是假的、杜撰的,还用嘲讽的口吻说,霓喜的话“原是靠不住的居多,可是她信口编的谎距离事实太远了,说不定远兜远转”,“偶尔也会迎头撞上了事实”。不过霓喜那些“靠不住的话”“信口编的谎”却暴露了霓喜欲望的踪迹。

在拉康的視阈中,“欲望”往往构成主体生存的内在动力。这里的“欲望”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讲的“力比多”,因为“力比多”不过是对“具体的缺失对象”的生物性的“需要”,一旦获得对象,则得到满足。而从“需要”到“欲望”中间有一个“要求”的环节,来实现从具象需要到非具象欲望的转变。“要求”有两个指向:一是需要的对象,二是向其发出要求的他者——一个不在场的在场。“他者”可以是小时候的镜像、父母或者玩伴的目光等小他者,也可是人进入语言的“象征域”中由语言构建起来的大写的他者。拉康悲观的宣布“欲望”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人之要。[2]

“欲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很显然霓喜那些“信口编的谎”只是她的“需要”,因为那些珍珠粉、钱、传奇故事都是非意象的,她真正的“欲望”还在他处,需要我们回到文本中寻找答案。

二、“攻击者认同”下的权力幻想

霓喜的第一段婚姻,按照叙述人“我”的说法,霓喜是被雅赫雅跟养母讨价还价后用一百二十元买的,但霓喜还添了一段与雅赫雅在河上早已一见倾心,雅赫雅发财后将她赎回的浪漫传奇,不过叙述人“我”给这一传奇作了“多半是她杜撰”的宣判。这不禁让人想起福楼拜笔下那个幻想着骑士浪漫爱情的爱玛,她的悲剧是由于情感欲望的匮乏。不过霓喜明显区别于爱玛,霓喜的出发点更加现实,比起为爱献身她更需要的是爱情带来的利益。也有文章认为霓喜的悲剧在于屈从了女性的命运,被迫“只能将婚姻作为筹码换取生活保障”。[3] 可是霓喜并没有一心专注于“生活的保障”中,不然她不会一气之下离开赫雅自己却连一点体己都没能攒下,不会在与第二个男人窦尧芳姘居时还给崔玉铭花钱、偷情,在尧芳死后不愿回乡下,也不甘给崔玉铭做小,负气离开。

叙述人“我”的声音分析过,霓喜所需要的是“一点零用钱与自尊心”。自尊,符合“欲望”的非具体性,但既然她要的是自尊,为何还要宣扬自己是雅赫雅“一百二十块钱买的”?像张爱玲说的“相安无事”,白头偕老,岂不是能够获得一种更长远,更让能获得自尊的选择?在笔者看来霓喜的“欲望”真正指向的是那种在两性间甚至是同周围人的关系中的支配感,不同于通常女性主义话语中的女性权利,而是让别人听从于她、顺着她来的一种世俗的权力。

且看霓喜的幼年时期,她作为被继母贩卖的蛋家妹,从小就遭受非人的调教与凌虐。这段回忆被霓喜形容为“凶残的古典”“贫穷与磨折”“禁忌”。在卖给雅赫雅时,霓喜还被羞辱性地“验货”,毫无权力所言。继母还得意夸耀道,“若不是我三天两天打着,也调理不出这么个斯斯文文上画儿的姑娘”“换了个无法无天的”,“怕不磕磴得你七零八落的”。按照拉康的话语,霓喜此时处在想象秩序的“镜像阶段”,人会在“小他者”的凝视或反应中误认自我,并将这初印象作为“潜意识”烙印在自己的一生中。可是霓喜并没成为继母训练出的那种人,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当霓喜后来真就无法无天地把绸缎店给砸了个鸡飞蛋打。可见,“他者”对于自我的建构并不是简单的传教式的,而是存在一套复杂的机制。

弗洛伊德提出过一种认同过程被称为“攻击者认同”。这种认同模式常发生在“创伤性情境”中,是“对恐惧及无能感的一种防御”,被害者常会通过模仿所惧怕着的事物来解决自己充满焦虑的窘境。[4]霓喜被视为“禁忌”的早年经历便是如此,面对那任人宰割的艰难处境,只有通过认同这一他者的侵凌性行为,才能逃避那梦魇般的记忆,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由于象征域的复杂性,霓喜对于权力的欲望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侵凌来实现的,而是由许多委婉的方式补偿获得的。故霓喜渴望的并不是那种传奇邂逅,而是以此来想象自己凭借魅力诱导了雅赫雅心甘情愿地赎她回去;调戏药店伙计崔玉铭并跟他偷情,也是因顾客与店员、老板娘与伙计的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与第三位丈夫汤姆生,一是汤姆生屈服于她那种“悍然的美”,再就是她能凭借汤姆生加入英国国籍,获得更高的地位。

甚至,霓喜每次被抛弃时都死守孩子,并非都是出于母性的本能,也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在霓喜被雅赫雅驱逐时,她搂住孩子,“要孩子来证明这中间已经隔了十二年了”,以挡住自己丧失权力的恐怖;霓喜的大女儿“是被霓喜责打惯了的”,鄙薄母亲那一套,而“倾向天主教”。可见,孩子不仅是获取权力的筹码,更是她权力存在的证明,是她能够掌握与控制的欲望客体。然而,当霓喜对孩子进行权力的侵凌时,在孩子身上也发生了“攻击者认同”,只不过产生了一种“反向认同”。这也是“连环套”的一层意蕴。

三、无法抵达的虚妄悲剧

拉康认为,欲望是无法抵达的。诚然,每个人都有无法达成的欲望,但不是每个欲望的不可达成都是悲剧性的。霓喜的悲剧性在于她仅能追求欲望的短暂性补偿,却无法获得一种稳定长久的要求机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近代香港驳杂的城市化环境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文化,这为霓喜欲望的短暂性补偿提供了可能。[5]姘居关系便是这种独特城市文化的一种。这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解放自我、追求欲望的可能。在乡下严密的宗法氛围下,就不存在这种机会。所以当尧芳死后,窦家人来争夺家产时,霓喜才记起那是“无情的地方”,不会让霓喜放肆,顿时放弃了回乡争斗的念头,净身出户。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霓喜有了诸如传奇遭遇、一夫一妻等幻想,姘居中的霓喜看似寄人篱下,可权力的种子时刻都在萌动中。

但近代香港的这种城市文化是很不稳定的,且姘居关系是以男性主导,男方一旦出现变故,如尧芳的离世、汤姆生的结婚,霓喜的幻想就立刻化为泡沫。这涉及第二个原因——霓喜始终个人无法认清自己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霓喜自恃美丽、精明,足以诱惑男人为她效力,在想象中自己是居于权力的主导一方。可事实是,在她那想象中有限的权力,全部是男人赋予她的,这是霓喜的“理想自我”同他者眼中“霓喜”的错位,由此陷入了悖论:欲望的满足实则是虚无中的虚无。直到结尾,霓喜尴尬地发现发利斯看中的是她大女儿而非她时,才似乎醒悟,“知道她是老了”,仿佛有点什么东西“破碎了”。于是,霓喜的后半生把欲望的对象瞄准了自己的孩子。她以为在母亲-儿女这对权力关系中,能够占据主导的地位,殊不知从大女儿开始就蒙下反叛的种子。

霓喜的欲望悲剧是因不稳定的城市文化和自我认知错位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她终生的忙碌只是虚无,正如连环套一样,环环相扣,无尽轮回着,无法走出。

四、总结

心理分析,尤其是女性心理的分析是贯穿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条线索,也是张爱玲一直被人们讨论、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从自甘沉沦的葛薇龙到缺乏性启蒙的愫细,再从于调情中谋生的白流苏到于压抑中毁灭的曹七巧,都为现代文学中的人性描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环套》更是将笔触伸入到不常被人关注的姘居關系中。从拉康的“欲望”角度,发现了霓喜对权力的虚妄追求,为其悲剧性的成因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在心理活动愈趋复杂和细密的现代社会,有值得人思考与警醒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9.

[2]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一一拉康哲学映像》[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8:299-318.

[3]周娟.漂若浮萍,韧如劲草——浅析张爱玲《连环套》中霓喜的人物形象[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30(06):79-82.

[4]麦克威廉姆斯 编 钟慧 译.《精神分析案例解析》[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04:107-118.

[5]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二版)[M].北京大学:北京,2013:259.

[6]张爱玲.《郁金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