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过身去的欧洲

2020-09-12 14:21:26 看世界 2020年18期

王悦

法国民众向作为纳粹傀儡的维希政府致敬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二战不是由一场场战役和战争组成的,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人们在战争中被出卖,饱受屈辱,每天都要被迫做一点小恶。

在整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大多数欧洲人都是被动经历了这场战争—被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

寻找“合作者”

在2000年上映的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貌的玛莲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生存沦为妓女。她亲手剪短了头发,烫成金色波浪,投入德国军官的怀抱。

战争结束后,盟军进入小镇。小镇居民一面欢呼雀跃,一面寻找发泄愤怒和屈辱的目标。女人们把玛莲娜拖到大街上殴打、凌辱、剪光她的头发。她们喊着“恶人有恶报”,用力踩踏地上的金发,仿佛玛莲娜是这个小镇罪恶的根源。男人们沉默着,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不是电影刻意夸大的悲剧情节,而是普遍发生在战后欧洲的事实。

战争结束后,欧洲人需要有人为被占领期间的罪恶和屈辱负责。人们寻找“合作者”以便实施惩罚,以便洗刷自己在被占领期间的耻辱。被标记为“合作者”的男女,或者与占领者共事,或者同占领者上过床。虽然在法律上,与占领者“合作”并不是明确定义的罪行,但人们总是有充足的理由指控他们“叛国”。

对“合作者”的惩罚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始了。在意大利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导致了近1.5万人死亡,而且至少持续了3年多。在法国,有大约1万人死于“法外司法”,很多人死在了名为“爱国者卫队”的武装抵抗组织枪口下。在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看来,这样的报复行为在当时被看作理所当然,而且是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前必要的“血的洗礼”。

在形形色色的报复行动中,对妇女的指控相当普遍。《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残忍场景在战后欧洲随处可见,法国人把这些与纳粹军官上过床的女人称作“卧式合作者”。人们在公共广场上剥光她们的衣服、剃光她们的头发。荷兰人则给这样的女人涂上柏油,黏上羽毛。

電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貌的玛莲娜在二战中为了生存沦为妓女

电影《铁路战斗队》是法国抵抗军与敌军在铁道上战斗的史诗

电影《沉静如海》是战时法国人与纳粹共同生活的象征

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挪威,只用1500名德国人就统治了法国。

“抵抗”的神话

在惩处“合作者”的同时,欧洲人也在寻找“抵抗”的神话,来满足受到伤害的民族自豪感。虽然在西欧,真正的抵抗活动非常少,但是西欧人也最为看重抵抗侵略的武装组织的神话。

法国人害怕面对投降的羞辱和通敌的罪恶感,有关二战的电影都只能表现抵抗军。1946年上映的《铁路战斗队》是法国抵抗军与敌军在铁道上战斗的史诗。法国导演雷克·克莱芒用细腻的场面调度与扎实的剧本,营造出崇高和悲壮的气氛。被枪决的犯人临死前注视的蜘蛛网、火车出轨后被压烂的手风琴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使得这部电影收获了很多奖项和赞誉。

不过,多数情况下,西欧抵抗组织面对的敌人都不是德国人。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政府,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挪威,只用1500名德国人就统治了法国。德国人招募了6000名法国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这个有3500万人口的国家服从于自己。根据统计,在法国投入抵抗活动的人数以及与德国合作的人数大致相当,各自最多的时候分别达到16万人和17万人。在荷兰,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也是荷兰的警察,他们完成了90%的治安工作。

事实上,纳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与西欧人“和平共处”。纳粹只要还能够剥削他们就很满足,西欧人则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以此换取被占领时期的安宁。

2004年上映的法国电影《沉静如海》,就是战时法国人与纳粹共同生活的象征。德国军官虽然征用了法国老人和他侄女的一部分房屋,却尽可能不妨碍房屋主人的生活。女孩拉萝西耶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纳粹军官却用独白倾诉自己的身世。在法国女孩和德国军官间竟然滋长出一种微妙的感情。这实际上反映了很多战时法国人的心境。真正大量的抵抗出现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的镇压相比而言也更加冷酷无情。

当“合作者”是国家

在战时的法国,很多人都承认维希政府是合法政府。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接受访问时坦承,他与95%的人一样,都曾经是支持维希政府的“贝当分子”。任何人在今天说他在当时不会成为贝当分子都是一种虚伪。他在1942年被维希政府征召,去德国的工厂接替战俘工作,一年以后就因病倒被遣返回国。

要承认自己心目中的合法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易事。直到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才正式承认,法国对引渡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1年12月1日,维希部队的亨利·登茨将军从叙利亚返回法国后与士兵们团聚

纳粹分子有几百万人,没有人知道认定这些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

在2015年,有超过20万份1940-1944年法国维希政府的保密政府文件被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在二战期间,维希政权帮助纳粹德国从法国引渡和遣返了7.6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不少儿童。

贝当元帅的傀儡政权不是消极地“合作”,而是积极参与了纳粹的凶残行径。用法国前抵抗成员的话来说,维希政府所做的甚至超过了德国人的期望。这种状况,使得法国人在战后清算“合作者”的任务变得困难重重。

当时能够用来惩处“合作者”的罪名只有“通敌罪”。但是在法国法庭受审的“合作者”不是直接替纳粹效力,而是替他们认为合法的“维希政府”效力。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西米亚、意大利等国的“合作者”都能够在辩护时宣称,他们只是在服务自己国家的合法政府。正所谓“罚不责众”,为了避免出现集体诉讼,接受审判的都是个人。很多个人被不公正地挑选出来接受审判,而更多的人却完全逃过了惩罚。

在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看来,既然国家本身就是“合作者”,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用同样的罪名指控低微的平民,而且这样会在国内制造更大的分裂。因为在法国被任命审判“合作者”的法官中,有3/4的人就曾受到维希政府雇用。只有占人口总数不到0.1%的人因战争期间的罪行入狱,而这其中大部分人都在1947年的大赦中被释放了。

意大利的情况更为复杂,它虽然此前是纳粹轴心国,但是在1943年转向了。盟军政府授权意大利自行审判和清洗,但是惩罚的结果同样让人幻灭。意大利几百万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且与法西斯主义合作过。

未竟的反思

1945年的欧洲,到处弥漫着类似的幻灭情绪。大多数人都希望将一切归咎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惩罚那些案情不同寻常,或者那些惩罚后能让人心满意足的人。那些曾经和德国人上过床的女人,自然成为理想的目标,人们很少愿意责备同胞犯下的最严重罪行。

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应该只归罪于德国,即使同样是纳粹国家的奥地利也只是被看作“纳粹的第一个牺牲品”。

1945年11月,纽伦堡审判的第三天审判中,法庭上的一幕

1945年至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认定纳粹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但是要惩罚全部的纳粹分子却又不切实际。纳粹分子有几百万人,没有人知道认定这些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

盟国占领军希望纽伦堡审判能够发挥教育作用。审判的每日主要进展都会在德国电台广播两次,审判所公布的证据则在全国的学校、电影院和再教育中心用来教育人们。但是,在最初的几场针对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的审判中,许多人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漏洞,在法庭上反诘和羞辱证人与集中营幸存者。很多人几乎完全逃脱了惩罚。

与此同时,许多德国人都认为,纳粹的罪责都是属于希特勒这样的个人,其余的人全部都是无罪的。流行的观点甚至认为,作为集体的德国人也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前德国总理赫尔姆特·科尔在半个世纪后声称,纳粹分子的罪行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这样也就没有人承认这些罪行是由德国人所犯下的。

美国人在自己的占领区推行的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也收效甚微。德国平民被要求参观集中营,观看關于纳粹暴行的纪录片。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德国人真的愿意观看,甚至愿意在观看之后有所反思。

德国作家斯蒂芬·赫敏林在多年后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人们在领到看电影的配给证之前,需要先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但是当影片开始放映,大部分人都将脸背过去,直到放映结束。

1945年到1949年间,大多数德国人都仍然认为“纳粹主义是非常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随着“冷战”的来临,同盟国推行的“去纳粹化”计划也草草收场。

欧洲人将法西斯主义的责任推给德国人,而德国人则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结果不再有人真的能够为法西斯主义负责。人们到处寻求着可供使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民主德国甚至编造出,在1945年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曾经发生过共产党人的“起义”。

欧洲陷入了集体的失忆症,为的是快速忘却伤痛的记忆,使得国家快速恢复元气,并且给重新执政的政府创造出一个高贵的起点。这种集体失忆,是战后欧洲为奇迹般的复苏付出的高昂代价—纳粹主义的思想从未在欧洲消失。只是到很多年以后,这份代价才真正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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