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2020-09-12 14:21:26 看世界 2020年18期

尤丹娜

1936年,希特勒(左)检阅柏林军队,以纪念希特勒政权成立三周年

1933年,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的作品《未来互联网纾》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在这本书中,他讲了一个设想中将在7年后发生的故事:1940年1月,在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但泽,一名波兰犹太商人在中央车站被一名年轻的纳粹党人枪杀,原因是,这个波兰犹太人调整自己佩戴的坏假牙的奇特动作,像极了是在嘲弄第三帝国的一位代表。

小说家讲故事,“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这个虚构的故事,威尔斯认为,任何微不足道的冲突,都将是一枚小小的星星之火,引燃战争的火药桶,让战火在“合适”的土壤中迅疾燎原—此时的欧洲大陆就是这剑拔弩张的土壤。最后,威尔斯判断:“紧张局势已经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灾难在此时似乎成了一种宽慰,欧洲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将自己撕扯得粉身碎骨。”

草蛇灰线

1939年秋天,威尔斯在小说中的预测成真了。

现实中,庞大战争的起因当然不会是因为谁调整他的坏假牙,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范围的冲突;而地点,则和小说中的惊人相似—在德国占领但泽的三天内,欧洲战争爆发,这一切只比威尔斯的预测提前了4个月。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由此演变为世界大战。

一个小说家的虚构作品都可以精准预测的那种未来,或许是真的“深入人心”、不会令人惊讶的未来,是積怨已深的矛盾。

这场仿佛“命中注定”的冲突,掀开了欧洲大陆残破的遮羞布:一战末建立的国际体系地基已经崩溃,摇摇欲坠的欧洲秩序已在1939年到了塌陷的临界点。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

有一种说法是,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变好过。二战爆发的种子,远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时,便已经生根发芽了。甚至,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人看来,那根本不是落幕—1919年6月28日,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约。当时,身为联军总司令的法国元帅福煦在看到这份和约后,即刻断言:“这不是和平,这只是20年的休战。”

无论从哪项规定来看,《凡尔赛和约》都可能算是既恶劣又愚蠢的一项“战利品”。

首先,在领土割让方面,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观念制定的和约,让德国损失了7.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700万日耳曼人口—这个数字对庞大的德国来说,相当于九牛一毛,德国依然是整个欧洲大陆最为完整的整体。

然而,“割让”的刀子切下去,没能真的做到分散、削减德国的实力,反而因此制造了诸多少数民族问题,激起了德国希求收复失地、夺回民族尊严的斗志。在20年之后的1939年,这些激愤的人们被纳粹分子的煽动演讲深深吸引,成了投身二战、化身恶魔最铿锵有力的理由。

低迷的经济状况席卷全球,对尚在一战废墟与《凡尔赛和约》束缚中的德国影响最深。

油画《凡尔赛和约》

更荒唐的是经济条约。战胜国方面的口号是:“挖空德国人的腰包,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1921年,战胜国在伦敦定下了德国赔款的最终数额约为33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列宁将此形容为“对德国敲骨吸髓的盘剥”,将整个国家与人民卷入了赔偿的漩涡。吊诡的是,因为过于高昂的赔款让德国不堪重负几近破产,战胜国为了帮助其维持运行,反而要不断对其提供贷款、扶持经济,无形中助其工业增长,使其实力渐丰。

本意削弱德国实力、制止德国东山再起、维护欧洲权力平衡的《凡尔赛和约》,在各怀鬼胎的战胜国互相拉扯之下,造成了最糟糕的后果:没能限制住德国的实力,反而留下许多缝隙;没能安抚德国民众放弃战争安心生活,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

战争何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经济危机

不管怎样,1929年之前,一切看起来还是风平浪静。

虽然《凡尔赛和约》有着诸般荒诞,但刚刚被解除武装的德国纵有激愤,也无力复仇;经过大战,英法的海陆空三军尚有战斗力,能够震慑和维持欧洲的和平。

但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一场暴跌,旋即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低迷的经济状况席卷全球,对尚在一战废墟与《凡尔赛和约》束缚中的德国影响最深。到了1930年,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便超过600万,1750万人只能靠政府的救济勉强维持生活;而1931年,约有1500万德国人,已经处在连肚子都填不饱的饥饿边缘。

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慌,饥饿带来的威胁,促使人们渴求一位能让他们摆脱泥沼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无论他是否看起来太过狂热或充满危险。

于是,1932年7月,在改选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正式成为德国第一大党。“谁选择了希特勒,谁就选择了战争”一类的分析式评论被抛在脑后,而希特勒也确实如他在大选前承诺的那样,以极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手腕,在短时间内让大量德国人摆脱失业与饥饿。

希特勒先是通过政府的举债,兴建诸如高速公路网一类的公共设施,目的是方便日后更好地移动军队,进行战争。因所需要的劳动力门槛低且数量可观,公共工程短时间内便安置了大量失业人口。

接下来,便是扩军。虽然受到《凡尔赛和约》对扩军的诸般限制,但希特勒将名义上可以存在的10万人小规模军队打造为一个“龙头企业”。这“合法”的10万人,是庞大军队枝蔓显示在阳光下的那部分,剩下的那些躲在阴影中,随时可以因需扩充;同时,这10万人也浓缩了德国军队的战斗力与领导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直接训练、领导普通士兵的军官—在平时,他们的头衔可能是“文工团成员”“部队文职研究员”……

决定对波兰开战,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想与整个西方开战。

通过公共建设、私下扩军的方式,德国的经济增速在短时间内便超过了20%,并在1933-1936年的短短三年间,将失业人口从600万减为100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如今,提起纳粹,除了老生常谈的暴戾之外,社交网站上更常流传的,是它足够精美的军装,和对年轻的参军小伙子们“吃得饱”的承诺。正如魏德迈将军所说:“德国人民不管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有无反感,都对他的成就表示敬佩。”

但这份“成就”是一场没有出口的死局。诚然,公共工程建设、扩军带来的不再只是人员的需求,还牵连起与之相关的一切生产资料:修路要消耗各种原材料及机械,军队要消耗各种产品、武器、食物……于是各行各业在扩军和战斗准备中忙活起来,经济齿轮转动起来。但如果军队不发动战争、不再需要这些源源不断的产品,生产如何继续?经济又要如何向前?

以军备刺激经济的结果便是必须发动战争,如果不进行战争,国内经济便将迎来大量的债务和赤字;如果不创造极多的军需订单,经济现状将更彻底地崩溃。

1936-1938年,在极快的经济狂飙之后,德国的平均工资骤降了25%。战争必须要开始了。

阿道夫·希特勒

错误信号

《凡尔赛和约》提供不公与激愤,经济危机带来“刚需”,但纵使疯狂如希特勒,一开始似乎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发动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战。甚至,根据英国外交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的日记记载,1939年8月31日午夜,那个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开场时分,德国军队在上战场之前被要求多休息了几个小时。“在我看来,这是希特勒在犹豫不决,他在想方设法逃避,连最后一分钟都在虚张声势。”

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希特勒藐视波兰,认为波兰是“《凡尔赛和约》的私生子”,入侵波兰在他看来,是一种“正义的惩罚”,也是民族感情的宣泄。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野心家,希特勒像任何一个守旧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一心一意地想在东欧开拓出一个更庞大、更野蛮的哈布斯堡帝国,以便实行新的经济剥夺模式,创造“大区域经济”。

能够征服东方,符合德国几十年来的地缘政治幻想—而与波兰的战争,将是建立中欧帝国、与苏联最终对抗的必经之路。

决定对波兰開战,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想与整个西方开战。事实是,在前期的试探中,希特勒接收到了错误的信号,这让他觉得,可以绕过懒散的西方,直接开疆拓土。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首次做出撕毁《凡尔赛和约》的试探,令3.5万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彼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德国军队都捉襟见肘,与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着天壤之别。但法国政府在挑衅中退缩不前,本应居中调停的英国政府又奉行“超然”的态度不予置喙—希特勒的第一次挑战得逞了。此后,入侵奥地利、《慕尼黑协定》中关于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获得了绥靖主义者传达出的信号:他们不会过问波兰,也不会过问德国的其他动作。

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和党派幕僚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太虚弱、太破败、太衰颓,并不会认真地发动战争”。

希特勒的空军副将尼古劳斯·冯·贝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对波兰的战争中冒了险,他“抱着一线希望,觉得英国在战争的边缘会退缩”。

但这一回,给了波兰“独立承诺”的英法两国,在安抚德国失败、震慑德国无果后,只能在仓促间开始了战争,摆出全副武装的样子迫使希特勒收手。

此后,随着法西斯恶行的不断深化和希特勒野心的不断膨胀,世界范围内的大战终于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它是过去的苛刻埋下的草蛇灰线、是“时也命也”的经济崩溃,或许,也是对“事不关己”的人们自私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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