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正经的生活

2020-06-29 07:54:55 《滇池》 2020年6期

李发强

我们县城四面环山,只西北边豁了个口,流经县城的三条河流便挤在一起,从那道口子钻出去。虽然都是小河,河面也不过百十米宽,但夏秋时节,山水暴涨,磅礴的水势就显得张牙舞爪,像某个熟人从科员升为副科后,举手投足与说话的腔调突然变了。而春冬之时,那水瘦骨嶙峋,倒像某年妻子因过度减肥导致营养不良一样,让我看了有种哭笑不得的心疼。

既然有河,便会发生一些跟河有关的故事。比如有小学生放学后在河里玩耍溺亡,尸体被家人抬去了学校;比如有人背着麻鱼机在河里麻鱼,结果把自己麻死了;比如有人开着借来的车不小心坠入了河里;比如有人不想活了就去跳河。

小亮就曾跳过河。小亮特别喜欢一个叫小梅的姑娘,可小梅嫌他性格懦弱,只愿跟他做哥们。一天小梅生日,一群人去河边的酒吧庆生,小亮再次向小梅表白,小梅依旧初心不改。小亮喝得半醉,说要是你再不答应,我就跳河。小梅说,你有胆子跳,我就做你女朋友。小亮不敢跳,但在众人的怂恿下他不得不离开坐席,拉开后门钻了进去。那家酒吧是旧式民房改造的,屋后有个粪坑,需绕过粪坑,爬上河堤,才能跳到河里去。屋后黑灯瞎火的,粪坑又没盖严,小亮路不熟,一脚踩空掉了进去,赶紧高呼救命。

众人七手八脚把小亮救起来,问他:叫你跳河,你跳粪坑干什么?小亮分辨道:我醉醺醺的,以为那是河,就跳下去了。为了表示诚意,小亮对小梅说,他可以重新跳一次,但小梅还是不愿意做他女朋友。她说: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寻死觅活,能有什么出息?

我在县城里教初中,小亮是我从前的学生,去年已经结婚了,结婚对象当然不是小梅。我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还跟我保持着联系,这件事情就是小亮酒后亲自告诉我的。我根据他讲的故事,写了《那些鸟去哪儿了》这篇小说。而《深海鱼》里的人和景,或多或少都跟我的学生和我生活的这个县城有关。

刚调进县城时,我与这个县城格格不入,由于常常不修边幅,很多人视我为异类。孩子们起初还算听我的话,但渐渐就热血沸腾了,虽然不在我眼前犯事,却三天两头在校外打架,我经常会接到叫我去派出所领人的电话。第一次去派出所,场面比较尴尬。我报上身份,警察同志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的长发:你是他们的老师?然后叫我出示身份证。我忘了带证,只好叫学生作证,但他们以为我是跟学生串通一气的社会人员,非得叫我回去拿了证来才准我把人领走。

某次我班上俩女生打了起来,双方的亲朋好友也来学校助阵。那天晚上,家长们带着队伍气势汹汹地冲进学校,门卫根本拦不住。我接到电话,跑到现场,见校门内黑压压围了二三十人,两个女生也在其中。我正要发话,不想突然闪出一个彪形大汉来,他一把封住我的衣领,吼道:是不是这个狗日的?我力衰体弱,胆子也小,挣扎不得,话也说不出,眼见着他的另一个拳头就要揍过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女生大喊:打不得,这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那拳头才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虽然老师当得马虎,但我的业余写作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县城里当了两年老师,我被安排去县里一个非常严肃的临时机构写公文。我是个比较随意的人,可是第一天去报到,发现新同事们都庄严肃穆,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光鲜亮丽,忍不住自惭形秽。于是我去理发店剪了一头精神焕发的短发,从此之后,我养成了经常理发的好习惯,可惜我的头型不好看,央求过几次,理发师都不肯给我剪男同事们那种很有派头的寸头。

那个临时办公室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比我年轻,因此很多人都喊我老李。我向来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偶尔也会跟他们说几句老不正经的话活跃一下严肃紧张的气氛。坐我右侧的小杨是个九零后女生,但长相方正,一脸傲气,她不喊我老李,只称呼我李老师。我让他喊我老李,没想到第二天她认我当舅舅,理由是她妈妈跟我同姓。这样一来,我在她面前只好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那个办公室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毕。他是写公文的高手,并且乐于助人。有一次我去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小便,发现他正在那里蹲坑。完事后我拉上裤子拉链要走,他突然叫住我:老李,来我给你说说公文应该怎么写。我只好站住,恭听他的指导。虽然我只在卫生间里聆听了他短短五分钟的教诲,但自我感觉收获良多。

在那里工作一年后,我曾去一所中学当过几天校长,随即又去县里一个行政单位上班。很显然,这同样得益于我写小说的名声。虽然依旧写公文,但工作较从前辛苦了许多,环境也差了许多。单位的房子因为旧城改造被卖掉了,借了种子公司的库房来办公。我们办公室之前是农药仓库,虽然农药被搬走了,可里面还充斥著农药气味。仓库有百十个平方,我们把它隔成了四间,分属四个部门。办公室隔壁是一幢民居,虽然隔着墙,但有窗户相通,因此听得到那边的动静。早上下班前,那边常常飘来饭菜的香气,通过鼻子判断,郫县豆瓣酱炒回锅肉是那户人家的标配菜,当然,偶尔也会有红烧牛肉、天麻炖鸡、竹笋炖猪脚什么的气味飘过来。那些气味一来,农药仓库里的人就坐不住了。尤其当锅铲在铁锅上当当当响起,那个做饭的女人扯着嗓子喊“吃饭了”的时候,我更是胃液翻涌。从声音判断,那女人大约有三十四五岁,虽然从未见过她,但天长日久,我已在脑子里把她的样貌勾勒出来了:身高 159厘米,体重 70公斤,腿粗膀宽,脸上多肉,双眼皮,皮肤白皙,性格开朗。

隔壁的老同志五十上下,经常趴办公桌上睡觉,农药仓库里常常回荡着经久不息的鼾声。不睡觉的时候,他爱打电话。他的脾气很大,我经常听见他在电话里大发雷霆骂人。但倘若跟女性通话,他的语气立马柔下来了,而且总是开着免提。他的话语里含着低俗的幽默,常逗得电话那头的女人大笑。我曾怀疑他跟她们关系暧昧,然而仔细分辨,却又难觅端倪;听得多了,兴味索然,我便弄了个耳机戴上,但有时文思不畅,我就取下耳机,一边听他撩,一边胡思乱想。

在那个单位干了五年,我又回到学校,重新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此时我已到不惑之年,但恰逢国家二胎政策落地,便连哄带诱,让跟妻子生了二娃。老来得子,自然不亦乐乎,工作之余,我常抱着二娃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乱窜,跟同样遛娃的大爷大妈们厮混。由于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初次见面时他们通常是这样跟我寒暄的:带孙子出来玩啊?起初听了,内心很崩溃,可是被误会多了,也就心平气和了,答道:要真是孙子就好了,我才是他孙子呢!

妻子本是不愿生二胎的,但既然已经被骗生了,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因为我们家之前买房的贷款还在分期偿还,大娃读大学也花费不菲,二娃更需要尿不湿和奶粉钱,完美的生活愈加捉襟见肘,不得不勒紧裤带。妻子的一个闺蜜在县城里有面积很宽的商铺,每月坐地收租,日子过得神仙一般。妻子说:要是我们家在县城里也有一个商铺就好了。然后她问我怎样才可以有,我告诉她:办法不是没有。现在我们家在四楼,我们可以把县城西北边的口子堵起来,县城就变成一个水上城市了。我们让水只淹到四楼,这样,四楼就变成了一楼。那时市民们每天划着船上班、办事、休闲、购物,我们只需把阳台打开,客厅就变成了商铺。她咬牙切齿:这辈子你难道就不能正经一点吗?我跟你谈现实的生活,你却跟我谈虚构的小说!我说:谁叫你先不正经的!

我们刚结婚那几年,虽然日子很苦,妻子却非常支持我的写作。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也没有电子邮件,她对我说,你把小说写好了,我就工工整整地誊在稿纸上,把它寄给杂志社。那时,我每写完一篇小说她都会急着要看,这些年她懒得看了,偶尔给她汇报,说我在某地发表了一篇小说,她只是问:稿费多少?因此,即使我在小说里说她的坏话,她也不会知道。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