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2020-06-29 07:44:41 《课外语文·中》 2020年6期

周云蓬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寧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了,舞台上有监听音箱,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监听音箱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台下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把歌唱完。

到21世纪,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一声更比一声高。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选自《行走的耳朵》)

【赏析】

“我”小时候听电影、听盲文板上扎字的声音,长大后听同学读诗歌、听喜欢的音乐,也听生活的冷言冷语、城市里的轰鸣,到现在,想听一听风吹竹林。虽然视觉维度被关闭,但是因为对生活的用心感悟,“我”用一双耳朵倾听人生中所有的声响,而这些声响在经历了岁月后,都凝结成“我”对生命的热爱。

(孙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