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感官世界抵达内心

2020-06-29 07:27:56 《当代小说》 2020年6期

张艳梅

视  角

董艺帆

作者将视角放在平凡的现实世界的闪光处,将其截取再放大,又或将视角陌生化,往往会使读者看到隐藏在历史与现实细微处的精彩。

倪湛舸《花若离枝》,《山花》2020年第4期。在此之前,倪湛舸所作的刊于《山花》2019年第11期的小说《微云衰草》,以岳云、岳雷两兄弟的视角讲述一段人尽皆知的南宋往事,已经引起了不小的注意力。随后陆陆续续推出《蓬窗睡起》《花若离枝》,主角分别换为赵构、秦桧。作者以史料为基础,这段南宋历史上“莫须有”的大冤案,主角岳飞倒是隐居为其次,视点人物写作手法拓宽了同一事件的书写范围,“众说纷纭”使历史的虚构拥有了极大的可言说性与不确定性。先以岳飞的儿子为主角,如同鬼魂般存在的岳云,从“第一人称”成功晋升为“上帝视角”,先言死亡,让小说透着些许看破人生的滋味;岳雷篇中,“衰草”的意境在“年关将至,瑞雪呈祥,这千家万户的好时光”的映衬下,发挥得淋漓尽致。岳云、岳雷篇的主题,笔者认为概括为少年在历史、人生中的颠沛流离,生于封建社会而诸多烦恼、无奈,更为贴切。反观《蓬窗睡起》《花若离枝》,能体会出作者作为历史书写者的自醒。人物性格的拿捏实则是其视点人物写作的关键,其中人物要做到“在其位谋其事”,作者对事件的看法与评论不便掺入其中,但我们也可以在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中,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也因此,文人赵构谋国事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小说《花若离枝》以“罪人”秦桧为主要人物,秦桧对岳云的看法,秦桧的人生经历,让读者看到了身为臣子沦为乱世工具的无奈。作者在“lofter”平台上,拟称其为“莫须有”系列,小说基于史料的构思,描写这一历史冤案,虚构其背后历史人物作为参与者的种种心理,这是其一巧思。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可看出史书记载对小说创作的桎梏,按照重大事件的时间线叙事,反而会局限作者虚构的不确定性。此外,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以及同为作者的自省,确实为小说增色不少。但是,笔者私以为其小说的字里行间带有一丝“女频小说”特有的触感,在第一人称视角下,作者的书写特色带入到人物语言、心理描写中,感性的语言实则会使其人物形象失真。

宁肯《1971年的等待》,《青年作家》2020年第3期。同為历史题材,作者特选择看似与事件无关的人物为主人公,一个是接近白痴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围绕“9.13”这一天前后展开事件描述。作者通过对直接经验的艺术化再造,巧妙地以孩童的视角,即视角的陌生化展现当时事件带来的强烈冲击,再者是作者对小说情绪的把持得当,使得事件冲击的爆发力与事件前的静默、平常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最强烈的冲突在于“裸体女人”的出现,其中形式的隐喻意味使得小说神秘而意味尤深。“物体”、“梦”、“裸体女人”、“白痴少年的疯狂与失踪”以及“少年等待好友归来的过程”等,形式的痕迹在小说中突兀地存在着,这些由隐喻着个人经验的意象,其背后的隐喻意味引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前文中,人物一如平常的反应,是对集体记忆的呈现,而后孩童在胡同中的所见所闻,实则是作者个人经验的投影,而之后孩童的失忆与痴傻,使得小说意味得以延伸。小说另一可考究处,是北京胡同,这些建筑带着特定时期的风貌,是历史记忆最好的见证者。

江洋才让《糌粑》,《小说月报》2020年第4期。藏族作家江洋才让,其小说多展现藏族人民的风土人情,小说《糌粑》也不例外。作者以藏族传统吃食糌粑为线索,讲述了一个藏族男人多年的心结。但相较以往的小说,在本篇中少数民族的生活特色显然淡了许多。小说虽然选用第三人称叙事,但男人的视角带有主观叙事独有的特色,男人的梦与思考,聒噪的旁白,都可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藏族男人的多种愁:情愁、乡愁以及经营家庭的细琐烦扰。在男人的视角下,妻子的奸情被发现,树下那人的电话与男人的内心相映照,三代人在糌粑店交汇,男人遇见情敌刀条脸,刀条脸夫妇遇难。小说主线始于男人常被失眠叨扰,而这全因他的心结:妻子在新婚时私会情人。直至小说结束,在情敌夫妇遇难后进入梦乡,男人放不下的情愁在情敌圆满的爱情中得以化解。虽然是写现实题材,但小说不无艺术的加工,围绕在男人一左一右的两个老头,看似是无心的安排,实则这充当旁白的角色又能引出关键的情节,同时暗示男人烦乱的内心。小说的副线在男人经营的铁力角糌粑店,“铁力角”是男人难忘的故乡,“糌粑”代表着家族的传承。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一个平凡的藏族男人在县城生活的琐碎日常,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心理描写。小说篇幅虽短,却可见作者强大的叙事功力,以男主的心理描写为时间牵引,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男子的视角下,引读者去看见一个平凡藏族男子细腻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细琐的前半生。

梁豪《世界》,《上海文学》2020年第4期。作为“90后”作家,梁豪的小说能看到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不一样的视角能为读者带来全新的视野体验。网络女主播、偶像打榜、网络恋爱、网络诈骗等内容,在当下这一网络时代,已屡见不鲜;当下年轻人如何生活,他们的消费观、爱情观、家庭观都是怎样的,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力,而这些话题、问题却极少出现在严肃文学的书写中。小说围绕网络女主播沈夏的直播生活展开叙述,她与丈夫的两性关系,与婆婆的家庭关系均暗藏危机。作为新时代女性的沈夏按捺不住对物质的向往,终背叛丈夫奔向网络那头编织的高雅幻梦中。小说人物的性格刻画,生动而真实,作者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了当下的一类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网络世界中定义自我,又失去自我。

小说的不确定性

汪茗惠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四月份的中短篇小说里,可以发现作家们大多关注日常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生活认知的不确定性。

陈应松《青麂》,《上海文学》2020年第4期。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姚捡财为治愈神童儿子的尿床症,听从算命人的劝告,准备对村长家的黑狗“鼎锅”下手,而青麂就是成功接近黑狗的重要条件之一。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目标的确定性以及实施的不确定性:目标就是作为父亲,姚捡财一定要竭尽全力给天才儿子姚人杰治好尿床,不再让他被老师和同学们嘲笑远离;而实施过程是不确定性的,一是姚捡财与村长冤家路窄,村长利用手中职权给他们穿过小鞋,因此为不让村长发现,堵住狗的嘴,必须寻找狗的克星青麂,二是青麂被看作是山神爷的坐骑,充满灵性难以捕捉,并且村民不允许将青麂牵到村里来,三是姚捡财为人端正宽厚,从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实施起来更加艰难。不难发现,现实生活本身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人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说以治病为支点,探讨了亲情与道德的悖论、人与生灵的关系、干部职权的滥用等问题,如同一面棱镜呈现了社会问题的多元化。作者对于青麂的思考是深刻的,青麂性子刚烈,宁死不屈,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同时具有浓厚的隐喻色彩。当姚捡财和毛钢真正得到了青麂,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利用青麂的叫声吓到狗,更想通过青麂身上的红玉获得物质利益,显现了人性的弱点,人与青麂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不得不说,录像情节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将小说推向高潮。小说前半段里,杨老哨热心帮助两孩子看狗,塑造出慈眉善目的形象,录像被曝光之后,才撕裂了他的真实面目,原来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盗狗贼,摄像头的记录功能让更多真实暴露在阳光下,真相竟是如此低劣与残酷。叙事的不确定性使得小说充满悬念,更加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生动地呈现了“西天取经”式的艰辛历程和底层人民的悲剧命运。

段玉芝《去马赛马拉》,《湖南文学》2020年第4期。小说以中年女性秀东为叙述视角,聚焦于家庭生活,上演了一场悲欢离合的亲情伦理战。姐姐秀明带领妹妹秀东和弟弟永顺投资,结果公司出事,一家人的积蓄打了水漂,未来的生活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寄托着美好憧憬的马赛马拉也变得遥不可及。当欲望和亲情交汇,“亲兄弟,明算账”在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解构?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生活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亲情和金钱关系的思考。小说从秀东向姐姐讨债入手,揭开了亲生兄弟姐妹之间为了金钱而心生隔阂的残酷面纱,姐姐秀明被合伙人欺骗,让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同事投资的钱全军覆没,她具有一定偿还债务的能力却不肯轻易归还妹妹;秀东腹背受敌,甚至劝同事将自己告上法庭,以此来威胁姐姐还钱,又念及亲情不想真正为难外甥;父亲让秀东体谅姐姐,放弃要钱,这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绑架,越是亲近的人伤人越深。小说展现了现实的苍凉和人心的残酷,恍惚之间,心软却成了亲人用来拿捏自己的武器,以亲情为刀,用残留的过往温暖回血,重情的人就在这冰天雪地里用这抹暖意激励自己前行。人性是不确定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人生充满了偶然和必然,小说生动地诠释了现实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电视机里的一片歌舞升平更是一种无形的讽刺。小说还涉及了生死主题和成长主题。“死很遥远,也很切近”,而让人活下来的,始终是温暖的亲情和爱。女主人公从善良软弱到发现自己的心理阴暗面,儿子小宝努力学习放弃出国减少家庭负担,外甥祥山远离是非到马赛马拉寻求内心的宁静,他们都在这场战争里成长起来,虽然成长的代价是惨痛的,却更让他们体会到了亲情的重要性。

叶弥《久违了,地平线》,《山花》2020年第4期。小说以女主人公胡蒙蒙的爱情经历为主线,以绿化“补丁山”为副线,通过其生活方式展现了她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富家子弟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住出租房,骑一辆十几年前的旧自行车,穿带有补丁的旧衣服,吃路边摊,胡蒙蒙厌倦激情,追求冷静内敛,内心如老僧坐定般宁静。从北京到吴郭老家绿化山包,吴郭既是故乡,又可以看作桃花源式的精神园地,带有一定的隐逸色彩。文如其人,叶弥本身也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潜心写作又带有禅趣,小说体现了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主人公渴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用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方式去探究世界,她不在意世俗名利,拒绝作者采访,只为内心的愉悦,她只要自己触手可及的东西,虽然有保守胆怯的成分和出世逃避的嫌疑,但这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派出所所长范达辉和前男友郝龙都和她不在同样的精神世界里,都不会是她的地平线。胡蒙蒙不希望别人关注自己,不喜欢解释,不要求别人理解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有要求,只想活出自己的样子。小说具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地平线、补丁山都与她的人生态度有关。她觉得现代人的身心需要打补丁,因此她身体力行。最重要的是地平线这个概念,它意味着脚踏实地,接地气,看到地平线她才能够感到生活的真实,有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定感。小说篇幅不长,但是足以知晓作者深厚的叙事功力,不管是结尾处揭晓男女主初遇的场景,还是跳出文本的叙述视角,都增加了小说的张力。

李治邦《我曾经是一个艇长》,《小说月报》2020年第4期。这部中篇小说以青年张海东为叙述视角,展现了其成长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将来要继承家产的富二代,张海东毅然决然远离优渥的家庭环境和奢华的享乐生活,踏上了求学的道路,力争实现当一名艇长的愿望。出海的不确定性,是父亲心里的一根刺,家庭重担寄托在主人公稚嫩的肩上,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上扣人心弦,渲染了紧张的氛围,让人绷紧神经。未来的不确定性,更是呈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罅隙,人生海海,我们应该遵循本心追求自己的爱好,还是敛去任性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爱情的不确定性,让张海东陷入了困境,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因为自己的富家子弟身份与他渐行渐远;一个是利用自己获得商业利益的童年玩伴,没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本领,因为责任而和她在一起。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困境的不确定性表达。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饱满,面临其他人的推脱和被鲨鱼吃掉的危险,他毅然决然争当潜水员完成任务,却也不听指挥私下行动;在第一次远航的时候,他有过退缩和畏惧的情绪,而到了第一次单独率艇出海遇到恶劣天气,他心焦却也坚定地守护了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迈出了一大步;没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任务,他与艇长这一职责失之交臂,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了艇长的意义所在。作者擅长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让青年人对理想和人生的迷惘、无助、纠结和苦闷,对上任艇长教导的感恩之情跃然纸上。小说从确定性的人生理想开始,最终将这种理想消解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中。

由感官世界抵达内心

李  枞

在“娱乐至死”的网络时代,人类的感官经验似乎开始退化,置身于“奇观”的狂欢之中,既无法了解世界,更无法认识自己。在2020年4月问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见不少作家由感官世界抵达内心,探讨人们的精神世界。或许他们执着的探寻与拷问,能够给我们冷漠的内心一些启发。

马拉《钝感之刀》,《山花》2020年第4期。马拉的小说向来充满了想象力和隐喻色彩,但短篇小说《钝感之刀》的开端却并不“马拉”。或者说,把作者的名字隐去,单看小说的前几段,充满了现实色彩和市井气息,市场档口的小贩、烧鹅的味道、肥美的螃蟹,让读者几乎以为这是一篇温暖、治愈的现实家庭故事。读者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一步步走入马拉的“圈套”:进入马拉隐秘的世界,聆听他对于人性与现实的看法。小说前半段以杨胜宝为线索人物,因为死对头鲁达权的“消失”,杨胜宝经历了“高兴——害怕——关心——吓疯了”的心理过程。小说的后半部分则以老杨的女儿“皮球”为线索人物,勾勒起“誰是凶手”这一线索,通过虚实相生的荒诞故事,将当代社会人们精神困境描写得入木三分。在扑朔迷离的故事中,“刀”成为了小说的谜题所在,到底是谁杀死了鲁达权?女婿是不是杀手?“皮球”真的会杀死父亲吗?围绕着老杨“发疯”所有的谜题被抛出,而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如《钝感之刀》这一题目所隐喻的谜题,“感”成为了“刀子”,感觉不仅是小说中老杨、女儿、女婿的“刀子”,也是读者的“刀子”。人人都有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刀子”,那是每个人的感觉、揣测、恶意,这把刀子不仅能够杀死他人、杀死亲人,也能逼疯自己。通过对“杀手是谁”这一疑惑的抛出,马拉描写了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每个人在将“刀子”对向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正被针锋相对。小说结尾透过“皮球”的眼睛,精神病医院变成了人们精神的“世外桃源”。“皮球”认为,对老杨来说,“那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精神病医院反而成为了人类精神的“栖息地”,对于人类来说,这是可悲又凄凉的精神归宿。

汪泉《共情时代》,《广州文艺》2020年第4期。这是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小说题名《共情时代》实际上描述的却是个“不共情”的时代。在“不共情”的时代,人们沉浸于感官世界,视觉与听觉,内心变得冷漠疏离。“我是凉州人,凉州人古板。”汪泉巧借“凉州”二字,开端便对当今社會人们“凉薄”、“不共情”进行了嘲讽,甚至包括“我”在内,颇有网络传媒时代,自我反省之姿。“诗人之死”,人们忙着在网络上纪念诗人,诗人活着时不曾被谁惦念,死后却被人们神化成圣人。而人们之所以纪念诗人,并不是多了解诗人,而是因为纪念诗人让自己显得有文化。在这里,汪泉以“诗人”之名,对于网络时代人们盲目的转帖、任意评论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了讽刺。为了突出这一讽刺效果,汪泉借用鸠摩罗什死后,唯有感觉器官——“舌头”不化,变成舍利,幽默地暗喻了当今社会人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说中,处处有宗教的典故,与“不共情”的人们形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受难者”龙雀的形象。龙雀一生都在追寻生存的意义“他在找谁?自己、蔡石头还是爱人?自我,他我,本我?”人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凉州人”是我们,“龙雀”也是我们,透过二者的形象对比,小说抛出疑问,究竟是风动、幡动,抑或是仁者心动?

王哲珠《寄居时代》,《文学港》2020年第4期。小说聚焦于当今社会人们漂泊、寄居的生存现状。讲述了“我”从小和父母离开故土,寄居在别人家里的故事。“我”由于寄居在亲戚家里,使“我”自小就感觉像个流浪的客人,既无法成为舅舅、小姨的家人,也与自己的家人感情淡漠,甚至不愿意回家。小说中,唯一能排解我寂寞与孤独的便是“绘画”,绘画正是我感官世界的镜像投射,就像小说结尾“我”画中“人树”所隐喻的那样“未来,我们没有底,泥土被很多东西盖住了,谁知道以后有没有我们的泥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绘画成为宣泄“我”精神压力的出口。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与城镇化的进程,人口流动的速度增快,年轻一代为了求学、为了工作离开故土,成为背井离乡的异乡客已经成为年轻人生存的常态。可来到了陌生的环境里,都市里的五光十色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也无形中让城市与异乡人之间形成了隔膜。人们这才发现,故土已无法回去,而城市也并非理想家园。当空间与时间被压缩成碎片,人们孤独的内心也随着所到之处分别留在了不同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故乡。

倪田金《第二时空》,《安徽文学》2020年第4期。所谓“第二时空”是指相对时空,倪田金的这篇科幻小说借用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的相对论的大胆设想作为科幻架构。为了呈现科幻小说的“真实性”,倪田金刻意用第一视角的叙事、“伪纪录片”式的科普语气、大量的时间细节以及理论基础来支撑小说对于“第二时空”的设想。细读《第二时空》,我们可以发现,倪田金借用大量的历史传说、古籍文献的引用、科学家及其理论的引入、古人对于外星人的构想来支撑“第二时空”的合理性。除了对科学未来进行幻想,小说还借由“会稽山五百岗”这一地点,连接起了历史、现在、未来的人们关于宇宙的构想。无论是小说中的历史典籍、科学理论、诗歌文艺,这些皆是人类眼、耳、鼻、身等器官可以感受的,而大脑则是一切感官的中枢,通过感官的刺激,大脑产生联想与想象,人类对于科幻的浪漫幻想由此展开,人类漫长的岁月与无法感知的未来在脑中形成曼妙的幻想。“晚上看到的无数星球,其实我们的认识都属于隔河观花、隔山听音、似懂非懂的状态。”透过人类的感官幻想,科学探索的意义在此呈现。

人间百态,万种亲情

栾雪菲

亲情,可以说是人类之爱中极其珍贵和值得歌颂与赞美的,是人性人道中的最真实的一面。亲情也是复杂的,不同家庭表现亲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作家们以他们或温暖或尖锐的笔触来描摹形态各样却真实的亲情世界,向光性的精神趋向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陶丽群《我们的爱》,《青年文学》2020年第3期。主人公从幼时开始就饱尝亲情冷暖,和母亲一直不亲近,家并没有给她多少“足可慰藉的温暖”,因此一直到“我”结婚成家母女二人的关系仍旧是淡淡的。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对亲情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活生生真实的亲情故事,颠覆理所当然的传统亲情,通过解构与重建,直白再现现代女性对爱的渴求和追寻。首先,作家从淡漠虚无层面上对亲情进行解构。小说的前半段,作家以其细致的笔触展露主人公在婚姻和亲情里的挣扎,在这两者相通的关系里,人物和人物之间的牵绊正是源于现实生活里的亲情关系。在婚姻方面,“我”选择了比“我”的年纪年长很多的丈夫默,和默之间最尖锐的矛盾便是孩子,对于是否要下一代夫妻的态度截然相反。选择年长较多的丈夫是主人公对于亲情强烈的追求,而不希望有下一代是对母爱失望之后的自我保护。因此这呈现了一种因果关系,由于在童年时与母亲之间没有那种天然的情义,“我”就需要另一方的爱护以此弥补曾经的创伤。在作家的笔下,理想化天然性的亲情被解构,表现为主人公长期经历的那种淡漠虚无的亲情。其次,经历亲情苦痛以后更需要通过重建来找寻温暖。在和姑姑的交谈中,“我”了解了之前从不曾知道的母亲的过去,母亲也有苦衷,她在没有爱的婚姻里纠结了大半生。在提出和父亲离婚后,她独自一人生活了一段时间,似乎是想通了,希望通过“我”来找回父亲,父亲也表示随时可以回家。“我”大概是从中感受到了亲情的回溯,血缘关系带来的感情再平淡也有爱存在其中。作家所叙写的受创伤的女性努力寻找爱的过程,正是对亲情充满希望的展现。

赵大河《瞧,我的外公》,《中国作家》2020年第3期。小说以一种反约定俗成的新奇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外公奋斗的一生,他不只为他自己而生活,更是为整个家族而活着。小说在开头便营造了奇幻的氛围,整个家族的人明明刚参加完外公的葬礼,回来却发现他竟然安然地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在作家细腻且有致的叙述中,我们逐渐了解真相并沉浸入故事里跟随叙述者去熟悉他的外公平凡却不平淡的一生。小说中很容易注意到的是外公“回来”后经常做的一些梦,这些能让他笑醒的梦联系着他的过去和现在,和曾经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是当下生活的镜像。更重要的是,这些梦联结着他为之奋斗的大家庭。小说呈现了传统亲情的内容规范之一:慈与孝。慈与孝是传统亲子之伦的规范要求,这是一种双向性的,互为作用的。慈,对父母的规范,父母对子女的抚育,给予无私、自然的爱,这贯穿于人的一生,是最珍贵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外公作为父辈的无限付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外公执着于烤红薯的工作、致力于“劫富济贫”等都是为了过着不易生活的子女,他记挂着仍需要帮衬的儿女们,尽最大努力去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亲情在外公是做一切事的前提。孝,是对子女的要求。父母含辛茹苦换来了子女健康的成长。子女要有良知、懂真情,在成人之后,照料辛苦一辈子的父母,给予他们物质与精神的回馈。二舅、小舅和其他长辈都对外公外婆的生活给予真切的关照。作家以其独特的写作形式进行对生活节奏的重构,通过一种超现实的叙述方式呈现亲情世界的真实且温暖的人性力量。

薛舒《后弄》,《北京文学》2020年第4期。薛舒常常写父亲,并且通常情况下父亲都身患重病,她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向我们展示真切的现实以及亲情背后的复杂人性。小说《后弄》虽然不再写父亲,但主人公老张的母亲是身有重疾的。正如小说描述的那样,后弄已经不比从前了,凋敝荒凉是它现在的写照,处在其中的人似乎也逐渐变得孤独。已经退休的老张独自照顾着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母子之前无法交流,亲情扔进日常琐碎的生活里,现实的残酷是真实的,心里的煎熬也是真实的。无论是已是植物人的母亲,还是窗外后弄里的女人,老张和她们都无法实现有效的交流,孤独是不可解的。老张尽了孝心,对母亲他一直没有放弃,然而在亲情背后的个体的精神层面是荒凉孤寂的。在亲身经历母亲患病的过程里,不难想象老张其实是在自我挣扎里度过每一天的,他会有委屈,会有不甘,同样也会有质疑,质疑现实生活,质疑亲情。作家对于现实的真切关照意在给读者呈现处于特殊环境的人们的真实现状,他们精神层面的状态是需要给予关注的。

张运涛《告别》,《湖南文学》2020年第4期。《告别》讲述的是一个“回家”的故事,是关乎手足间的亲情的故事。主人公是家里的大哥,在得知自己患了胰腺癌晚期的病症后,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回家”寻亲的路,这个时候的他不确定自己是希望拥有亲情还是要和家人告别,但他踏出了第一步。曾经在一个家里住了多年的家人,像几条从原点开始分叉的线,从开始的紧密重叠,慢慢生出了空隙,偶尔会在一个点交叉,然后延伸向未知的未来。《告别》中的兄妹三人便呈现这样的状态,时间的距离,让亲密的家人在心里生长出不愿触及的距离感。小说里弟妹都远在他乡,大哥很少会去看他们,汇给他们的只有红包和声音,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坚守在原地。在身患癌症晚期后,他意识到亲情于他的重要性,于是踏上了寻亲的路,然而曾经有意无意的不关心在他和弟妹之间留下尴尬的痕迹,他甚至不知道弟弟换了住所。与弟妹在新的时间相处后,大哥的心更向往这个能给予他亲情的地方,他向弟妹提到的所谓团结和多走动都是他自己内心所希望的,所以在故事最后他决定搬去广州和弟妹同住,有亲人在的地方就是家,他想要和过去告别,他准备回家了。这三条已经不知去向的线很可能要迎来新的交叉点,亲情就像这些线一样,有可能会隔离,但却是永远存在的。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于英杰

不知什么时候,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从众现象越来越多,不管是网络上不了解原委道听途说的跟风黑,还是现实中模棱两可随时倒戈的墙头草,都缺乏自己的主见和坚持。而与此相对的,那些性格刚直不屈、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为外力所改变的“倔强者”在盲目跟风的潮流中犹如珍珠,显得那么珍贵且光彩夺目。

邓刚《老疯头》,《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这篇小说采用了第一视角,讲述了在轰响着革命风雷的年月里,一件令人刻骨难忘的事情。主人公“我”是一个“海碰子”,在穷苦的岁月中靠捡海产为生。其他同伴可以靠“恬不知耻的智慧”来应对水产女工,从而轻易进入水产公司看管的海湾捕捉海珍品。而面子薄的“我”却从来没敢挑战过,为了证明自己,“我”决定去对付最难缠的老疯头。老疯头是一家水产养殖海湾的看管人员,即使水产公司的顶头上司已被打倒,自己也经常遭受一些海碰子的警告,却还依旧坚守岗位,“誓死保卫”国家财产。老疯头硬的不吃,软的不受,十分忠于职守。当他发现“我”凌晨进入海湾抓海参时,气得张牙舞爪,死死地跟定“我”。“我”带着装满了海参的网兜往哪儿游老疯头就往哪儿跑,即使在坑坑洼洼的暗礁上跑得并不顺利,也不肯停脚。从凌晨到傍晚,“我”硬生生地被老疯头逼得没有上岸。老疯头的顽强使我感到疑惑,也激起了我的斗志。老疯头没有像其他的管理人一样,逮住海碰子便把他们的东西据为己有,而是劝服“我”将海参倒回海里。可挣扎了这么久的“我”被愤怒和倔强裹挟,哪能轻易妥协。直到天黑“我”还抱着网兜在水里,一天不吃不喝的“我”已经体力透支,就在虚弱茫然时,看到了岸边礁石的一束火光。火是老疯头点的,或许斗了一天他也累了,或许看到我消失在漆黑的海与夜中开始担心“我”的性命安危,老疯头叫停了这场“斗争”。而“我”在挣扎了一天后,终于向求生欲妥协,奔向了那个火堆。然而老疯头没有看我也没有看那裝满海参的网兜,只感叹了一句“我活了快一辈子没见过你这么犟的人”。和“我”一样,老疯头也是个“犟”种,或许出自惺惺相惜,竟放过了“我”。老疯头和“我”就像两头犟牛,为自己最后的倔强和对方斗了一天,发现对方竟和自己一样,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和对倔强的赏识,使这场“斗争”和平收场。

冉正万《青桐炭和竹狸》,《长江文艺》2020年第3期。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烧炭匠的倔强与坚守。王善同是一名烧炭匠,十年如一日地在贵州山里烧青桐炭,为三个儿子烧了三瓦房的青桐炭。像大多数父母一样,即使儿女们可以自力更生,也想为他们积攒一些财富。王善同就用烧炭的方式为后代积累着财富。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将青桐炭与杂木炭进行比较。青桐炭进城后并不受欢迎,虽然熬火,但点起来却火星四溅,也没有杂木炭易点燃。青桐炭就像王善同这样的人,有着自己的坚守与原则,朴实无华且踏实。然而在城市中浮躁了心的儿子们看不上父亲所烧的青桐炭,三儿子更是轻易地将炭送给了朋友。得知此事的父亲王善同并没有半句怨言,在送走炭的过程中还小心翼翼万般珍视。即使要送人,也不忍心看炭被随易置放。把炭送走后,弟弟梁克实留下来吃饭,饭前两人发现了竹狸。竹狸狡猾,任二人用尽办法也无法将其逼出,然而王善同并没有放弃,执拗地向根竹纠缠的泥土发起进攻,试图挖出竹狸。然而在捕捉竹狸的过程中,王善同被梁克实误伤。伤好后的王善同依旧烧炭,仿佛什么都无法阻挡他烧炭的脚步。而这份坚持也如青桐炭一样,熬住了生活炉火的燃烧。

中跃《我们都是鱼》,《朔方》2020年第4期。这篇小说讲述了退休教师明仁对原则的坚守。明仁有一位好朋友叫聪明,因替老板国跃坐过一次牢而被提拔,成为了“别野一湾”别墅区的总监理。由于职位调动,聪明不得不为别野一湾另寻一位主管,他想将这块肥肉送给好友明仁。然而明仁却迟迟犹豫不肯接下。或许是出自于知识分子的清高,或许是源于对自己原则的坚守。退休后生活捉襟见肘的明仁这次却倔强地抵抗着欲望与奢靡的侵蚀席卷,拒绝着不义之财的诱惑。这可使好友聪明着急了,甚至用了美人计来诱惑明仁妥协,结果却依然失败。其实明仁不傻,他清楚地知道大家都是鱼,这辈子都在被一只无形的钩子钓来钓去。人若不坚守自己的原则,便会轻易上了别人的钩。这样倔强般的坚守与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也被好友所羡慕。聪明向明仁介绍,当了主管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也可以享受别墅区的服务。而对于明仁来说,如果接受这份工作,就要与关系户同流合污,如果拒绝这份工作,就会失去有大笔收入的机会。明仁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使他夜夜辗转难眠。自打与这别墅区沾上关系,他不但没有睡到自然醒,还搞得眼圈发黑,神情疲惫。最终,明仁没有向不义之财妥协,拒绝了这份工作。明仁抓着最后的底线,凭着最后的倔强,将自己拉出了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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